这是一个普通的烟叶收购站，坐落在乡镇政府所在地道路的一边。有车驶过，便会尘土飞扬。一些略有年头的杨树不规则地林立于院中，中午的时候它们会遮蔽出一块块的阴凉地，在太阳照耀下的白花花的地面上，这些阴凉地如同一块块的“补丁”。烟农和烟站的工作人员常常坐在这些“补丁”上聊天、休息。

这个烟站没有豪华的设施，没有娱乐室，没有草坪，没有烟农休息室，甚至没有办公用的车辆。这里的房屋基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共有8栋仓库，每到夏天便要修葺，否则就会漏雨。如果不是有一捆捆的烟叶和那些来回走动的烟农以及嘈杂的说话声，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废弃的大院。

这是河南省许昌市一个普通的烟叶收购站，也可以说是黄淮烟区烟站的一个缩影——禹州市范坡烟站。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范坡烟站成为了禹州乃至整个许昌市规模最大的一个烟站。它设立于上世纪60年代，现在负责范坡乡16个村2200户烟农的烟叶种植和收购。2006年烟叶合同种植面积9891亩，合同签订收购量2.43万担。

烟农的微笑是最好的考核标准

面色黝黑、心性朴实的袁国强似乎很不像一名站长，乍一看，他更像是某个村里的烟农。对于烟叶收购站向烟叶工作站转变这样一个课题，已有8年站长工作经历的袁国强有着自己的认识——

 “改变的不只是名称，更是工作方式和职能的进一步完善。”袁国强认为，在烟叶工作站的建设过程中，他更应该做好“邮递员”的角色：更好地上传下达，更好地做好落实，更好地做好服务，更好地减少矛盾。

袁国强和范坡烟站。

袁国强说他作为“一站之长”要“一手托两家”。一边是烟农，每一户烟农的家庭收入和烟叶都是息息相关的，这就要让烟农看得见实惠，要让他们把金灿灿的烟叶变成能够为老人看病的、能够供孩子读书的钞票，这就要更好地服务烟农，引导烟农。他说，对一名站长工作考核的最好的标准就是烟农的微笑。

另一边，袁国强还要对自己的员工负责。根据许昌市公司的相关要求，实行“三级建档、三级考核”的管理办法，即市公司、县级公司和烟站三级分别建立考核管理档案，根据考核，绩效与收入分配挂钩。“我总不能让大家伙儿跟我干了一年却白干了。”他认为，在为烟农服务的同时，还要让员工干得有奔头，这就需要加强管理。

正如袁国强所说的“对一名站长工作考核的最好的标准就是烟农的微笑”、“总不能让大家伙儿跟我干了一年却白干了”这两句话，似乎正体现着国家局关于烟站建设的这样要求：既要考虑有利于加强管理，又要方便服务烟农，把烟叶基层收购站建设为服务功能比较齐全的烟叶工作站。

当然，从收购站到工作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多年的站长工作中，袁国强得出了这样的切身体会：烟农是重情义的，身为烟站的工作人员，要富有感情地去开展工作。当然，在收购的时候，也有烟农打骂验级员的现象。“这些都是个别现象”。袁国强认为，烟农依赖种烟的收入去维持家庭的开销，他们对烟叶抱着期望，级别低了，他们有情绪，完全可以理解。

袁国强说，烟站还要和当地政府做好沟通，要起到参谋的作用，争取他们的支持，只有这样工作才会不被动。

就“收购站建设为工作站”的话题，袁国强还有一个希望。他说自己没有看见过黄河大桥，没有出过河南省，他希望能够走出去，到南方那些建设得比较好的烟站去看看，“也到他们烟农休息室里去坐上一坐”。

“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烟叶工作不是拿尺子就能量出来的。育苗、移栽、大田管理、烘烤、收购？？环节多、程序复杂，同时要和政府、烟农打交道，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这些都“赋予”了烟叶工作的“艰巨性”。

包括袁国强在内，范坡烟站共有17名职工，分别负责站长、副站长、会计、出纳、预检、生产技术、定级、微机操作、司磅、报关、合同监督等岗位。人员数量少，岗位需求多；素质相对低，工作难度大。在2005年许昌市公司人员分流时，原先一部分年纪较轻、文化基础较好的人员，不愿继续从事烟叶工作而离岗。因此，烟站分流后留下来的人员相对年龄较大，文化素质较低。

正在交售烟叶的烟农。

而培养一名烟叶工作者，则需要有时间上的“耐心”：培养一名技术员，至少要有两个完整的季节周期；培养一名分级员，至少需要三到四年；而一名站长，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是“开不了口，讲不到点子上的”。

这样的压力，对于整个许昌的烟叶工作来说，是带有着普遍性的。人们不禁发问：在硬件条件“寒碜”、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为烟农服务的水平是否会降低，烟叶工作是否会削弱？

在记者提出同样的质疑后，来自川流村、下坡村的一些烟农显得有些“义愤填膺”——

“他们帮我们听天气预报，有什么雨呀风呀的都提前跟我们打招呼。”

“有时到烟田里一看，烟技员早就在那里帮我们打烟花了。”

“每当烟叶出现病情，他们都像是照顾病人一样着急和关心。”

“下雨的时候，我们往家里赶，他们却往烟田里赶。”

…………

事实上，在为烟农服务方面，范坡烟站和许昌市的其他烟站一样，一直都在努力。以生产技术辅导为例，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对烟农进行技术培训，实现了“村村都有农民技术员，家家都有技术明白人”这样的局面。烟站也通过生产扶持和技术推广，使烟叶生产水平有了提高，烟农的收入有了增加。

这一点，袁国强是欣慰的：

品种布局进一步优化，优良品种推广面积达到100%；

集约化育苗取得长足进步，平衡施肥技术得到普及应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得到落实；

采取农业栽培防治等措施，提高了烟株营养抗性，有效控制了病虫害的发生和流行；

集约化烘烤迈出了新的步伐，烟农的烘烤技术水平和烘烤应变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烟叶生产机械化取得新突破，购置点播器、剪叶器、起垄机等，减轻了烟农劳动强度……

这样的成绩源于辛劳。范坡乡下坡村烟农杨俊堂说：“袁站长走在村里，只要有人喊他，他就能通过声音听出是谁。”川流村二组的党支部书记王健忠则有更为形象的比喻：“他比村里过门四五年的媳妇还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

期待中的思考

面对“为烟农服务是否到位”这样的疑问，出现了烟农们为烟站“辩护”的场景，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这些欣慰并不能替代袁国强对于现状的思考，他认为这些恰恰是他们“烟叶工作站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烟站基础设施较差。目前正在使用的烟站房屋破旧（许昌市的大部分烟站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由于企业包袱沉重，拿不出很多钱更新改造，只能适当维修，致使仓库设施、职工宿舍、办公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基础条件都相对较差。如前文所述的树阴形成的“补丁”与外省一些高水平的烟站设施齐全的“烟农休息室”无疑是一个尴尬的对照。

烟叶从业人员待遇偏低，工作环境差。2005年底富余人员分流时，从事烟叶工作岗位尤其从事质检岗位的人员分流较多。袁国强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从事烟叶工作人员心理压力大，工作环境艰苦，还要忍受收购时烟农争等级的责难，有时甚至要挨打受骂；二是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烟叶工作从生产环节的面积落实到烟叶移栽、田间管理、采摘烘烤；从收购环节的前期准备到入户预检、烟站收购、成包调运，没有节假日。在收购高峰时，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3个小时以上。如此紧张的节奏，就像袁国强所说的那个希望——“到南方的烟站去看看”——即使有这样的安排，恐怕也没有时间。

由此而延伸出来的问题是，质检人员的技能亟需提高。为了满足工作需要，他们从销售、专卖等岗位调整了一部分人充实到烟叶岗位，但是新进人员缺乏业务技能，不能很快进入角色。而质检岗位不但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还要具备足够的实践工作经验，才能适应质检工作的需要。如袁国强所言，“没有几年的经验，根本开不了口，讲不到点子上。”

袁国强说，烟站职工要具备“三个条件”和“一个适应”，即具备成为农村基层干部的条件，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和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具备农业科技人员的条件，掌握烟叶生产全过程的科技知识和实用技能；具备成为商业工作人员的条件，懂得物资供应、烟叶收购、调拨、储运等各个方面的业务；适应农村的环境，安心在基层烟站建功立业。

截至记者采访时，范坡烟站所辖烟区70%的烟叶已经采摘完毕。袁国强约记者明年此时再来，“那时候我们工作站的牌子可能就挂起来了。”

无疑，从收购站到工作站的建设过程，对于一名最为普通、最为基层的烟站站长来说，他的内心充满着压力、思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