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长征如烟往事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

往事如烟，亦未必如烟。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用双脚丈量出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用不屈的新年和坚强的意志写下了宏伟“史诗”——长征。

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上，“长征”是有个亿有着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它是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第25军，于1936年10月间先后进行的大规模战略性转移。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四路红军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在物资供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就凭两只脚，渡江河，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冲破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纵横14个省，与强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其中师以上规模战斗达120余次，终于会师陕甘，挺进抗日前线，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历史上几乎找不出可与长征相比的意志战胜命运的其他离子。其壮举、其精神今天仍令我们深深震撼。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了“重温长征如烟往事”一组专稿。我们寻访了当年亲历长征的老共军，他们的讲述带我们重回哪段血与火的岁月，他们的讲述是珍贵的，因为当年的红军现已高龄、而全国健在的已为数不多。在哪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烟草业在曲折中发展，经历着“长征”一样的坎坷和磨难。重文当年长征的艰辛，追溯当时烟草的历史。回忆，为了铭记，为了继承宝贵的财富，立足岗位，在新长征路上红样长征精神，干好我们的烟草事业。

《中国烟草》综合版编辑部 策划

本栏目图片除署名外均选自《长征组画》（张胜 绘）

（张晨艳 制作）

讲述篇

年少从军苦亦甜

讲述人：陈赤轩  （1934年参加革命，遵义县烟草专卖局离休干部）

我是孤儿，小时候四处讨饭为生。后来帮地主放牛混顿饱饭，但只要有一点点事情做不好，地主就打我骂我。红军长征走到遵义的那年我15岁。

红军到了池坪，就住在街上。他们把地主家的猪杀了分给老百姓，把土地也分了。地主都跑了，留我看家，我怕地主回来后打我，就和一个伙伴跑到街上去耍。在街上我们看见两个红军战士正在买葵花子，那时两个铜板买一盘葵花子。红军看到我们两个光着脚的孩子，就拉着我们的手给我们一人一盘葵花子吃，还拉着我们到军营里玩，给我们饭吃，回家时两个红军送我们出来，给我们每人12个铜板，叫我们买葵花子吃。我觉得红军很好，对小孩子很爱护，第二天早上我和伙伴直接到了红军部队里。他们亲切地说，小鬼又来了，来，快来烤火。我没家、没亲人，和红军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红军离开时我就跟着红军走，参加了红军。

红军非常重视宣传，每个部队里都有宣传队，每到一处都会向当地老百姓宣传革命，宣传红军是为了解放穷人的军队。写标语，发传单，许多红军女战士还走上街头教百姓唱革命歌曲。

红军每到“人去房空”（因为受了国民党“共产共妻”等反面舆论宣传的误导，有的老百姓因惧怕共产党、惧怕红军而躲起来）的老百姓家住，走的时候把用过的东西都放回原处，还把老百姓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国民党军队下乡抢老百姓的东西。但共产党的军队不是那样，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给百姓；他们对老百姓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动，跟老百姓买东西都付钱，如果老百姓不肯收钱，红军就不要东西。因此红军所到之处，都深受老百姓拥护。

在长征路上，我们有时睡在老百姓家里，但还是露营的时候多些，部队人多，或者村庄被烧毁，就只能在外面睡了。没有被子，盖的就是两层布，中间也没有棉花。遇到地主多的地方，打地主、分粮食，我们也能吃得饱些。

过雪山的时候正赶上收割麦子，大概六七月份吧。一天时间翻雪山。就是前一天到了山脚下，队伍先驻扎了一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开始走，赶在天黑前翻过山。山很高，到了山顶的时候有太阳就不觉得很冷，我那时也没有棉衣可穿。但是太阳再大，只要云彩把太阳一遮就落雨落雪，坐下来休息喘气的工夫就会被冻僵，甚至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

最困难的是过草地。尽管过草地前有通知要准备好草鞋和干粮，草鞋都是我们自己打的。草地很大，我们走了半个多月，准备的干粮都吃光了，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只能吃野菜、草根什么的，那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啊。那是夏天，草长得很茂盛很高。走过的人多，把草都踏平了，脚下就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草地上的水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肚子发胀，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划破了，被这毒水一泡，也会红肿溃烂。

长征中，除了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更多的烈士牺牲于疲惫和饥饿。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急行军，有些战士因体力透支而倒下；由于缺乏给养，有些战士死于饥饿；因为缺衣御寒，有些战士冻死在雪地里；不少人为了给大家寻找山野果菜充饥，误食毒菌而牺牲；更多的人因为受伤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

那时候我身体很壮，一直跟着走没有掉队。我所在部队我最小，战友对我都很好，帮我背东西，我走不动了就拉着我走。

回忆长征，苦虽苦，但我无怨无悔，在那个年代当个老百姓也苦啊，苦难中才能磨练人。现在日子好了，都得感谢党啊！（徐丽华 整理）

历尽磨难犹不悔

讲述人：余秀英  （1933年参加革命，郑州卷烟总厂离休干部）

为了生计，我在9岁那年就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童养媳。那时候的生活太苦了，整日累死累活也没吃没喝，还要挨打受骂。也是在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29年，我15岁的时候秘密参加了地方革命组织，自此再也没有进过家门。1933年，红军来到了四川省巴中县，我听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就参加了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先是在红四军总医院工作，后来又到红军女子独立团一营二连二排任排长。长征开始后，女子独立团被编入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在马尔康、毛尔盖地区为部队筹集粮食，运送伤员。当时我们女兵在部队一般做的是后勤工作，有战士负伤了，我们帮着抬伤员、给伤员包扎，照顾他们，给他们洗衣服。

生活的艰苦是你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在贫困的物质条件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我还记得老战士教我们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

粮食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带的大米都吃光了，只好就地寻找野菜吃。女兵心细手巧，所以野菜供应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我们的身上。有时，有的女战士由于饥饿，挖着挖着，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在地上，我们便赶忙把她扶起来背回去，弄点熟野菜给她吃，这才把她救过来。

过草地的时候尤其艰难。遍地是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经常要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要不如果不小心，一脚踏错，就会陷进泥潭而不能自拔，越挣扎越往下陷，闷死在泥潭中。

我所在部队在即将到达陕甘宁边区之际，在甘肃喇嘛寺沟附近被马步芳一伙匪徒围困，一批人被俘，我也在其中。在那种情况下，我日夜思念组织，思念战友。我曾和几个战友秘密组织越狱，被抓住后，受尽皮肉之苦。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敌人又把我们用麻绳捆着扔进汽车，拉到罗家湾大教场活埋。惨无人道的马匪先是在我们每人胸前捅一刀，或用枪托击打头部，然后推入“万人坑”。我在最后被扔入“万人坑”的那批人当中，记得头部被马匪砸了三四枪托，当时就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原来是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了我。

几个月后，我又被敌人查出来，被关在罗家湾集中营长达4年之久。历经摧残和磨难后，我又一次逃离虎口，靠着一双脚板，一路流浪乞讨，苦苦地寻找红军，寻找组织。

1948年，我来到郑州，在一户经营蜂蜜生意的人家当保姆。

新中国成立后，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决定找组织澄清自己的身份。1950年，经过多方打听，我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第一任市长宋致和。宋市长听完我的曲折经历，在核实了身份后就把我安排到了郑州烟厂二车间当了一名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造反派以“长征未走完，只走两万三”的罪名，在大会小会上批斗。好在厂里一位姓董的师傅听说我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就悄悄塞给我10元钱，让我去北京寻找战友，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北京，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叫苟秀英的老红军战士，由于我们讲话都是四川口音，便搭上了老乡。苟秀英立即通过她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丈夫，把我引领到组织人事部门。在那里，我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经历，还提到当年我的营长钟玉萍的名字。负责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通过调查，了解到钟玉萍当时正在河南省军区供职。我回到郑州后，见到了钟玉萍。老营长一看我还活着，也是特别激动，我们两人抱头痛哭。

我今年95岁了，别人说我身体好。你想，长征都走过来了，身体能不好吗？要说这命呀，还是共产党给的。要是没有党，恐怕尸骨早都没了，哪还能有今天？！ （石开 整理）

附 记：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四川、贵州、陕西省（市）烟草专卖局，河南中烟工业公司、中国烟草实业发展中心等单位纷纷对烟草行业健在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红军老干部进行了走访慰问，听取他们的意见，切实给予关心和照顾，使老干部感受到国家局及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烟事篇

红色年代的金叶情

本刊记者 胡颖华 通讯员 毛永强/文

“哎呀咧！韭菜开花是一条芯（心），当兵就要当红军，世上豺狼不打尽，天下穷人没安生，为了消灭反动派，快快报名去当红军……”

这是当年苏区家喻户晓而今仍在江西赣州地区广为传唱的一首客家山歌。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于10月10日晚开始撤离红都瑞金。10月17日傍晚，集结在于都的8.6万名红一方面军主力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许多当地父老乡亲就是用这首歌为他们的亲人送行。

弹指间，长征胜利已是七十载，硝烟早已散去，当年的红军今安在？

草地情（油画）。（张文源 作）

8月初的一个上午，在于都城一条静谧的巷子里，记者推开了钟明老人的家门，随他的讲述走进了那段困苦却又光辉的岁月。现年91岁，曾先后参加过土地革命、红军长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钟老，比我们想象的要精神得多，口齿清晰，思维敏捷。

听说我们和他的儿媳妇一样，也是烟草人，并要重访长征路，这位曾经与烟草也有过“情缘”的老人眼睛一亮，马上便兴奋起来。

“当时谁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老人是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当时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名卫生员。在他的记忆里，当时几乎每个于都老乡家里都安置了伤员，虽说自己的家就在于都，但因为忙着安置伤员，领取粮食、子弹等物资，长征前他始终没能抽出时间回去一趟。

“最近有很多报社和电视台的来采访我，有记者问我：‘路上哪个地段最苦？’，我告诉他们：‘哪个地方都很苦！’”

在谈到长征路途艰难时，老人仍然很感慨。他介绍，红军长征前的几个月，不仅号召“扩大铁的红军100万”，而且也从物资上做了一些准备。当时的苏区百姓为了支持红军，家家都给红军打草鞋、捐粮食，为了搭浮桥，有的人家甚至把自家的门板都拆了。因此，出发前，部队的粮食、衣服、草鞋都还算充足，空了好久的子弹袋几个月来头一次装得满满的。可是，在艰苦而又漫长的路途中，他们所带物资很快就消耗殆尽。“后来连盐都没得吃了，只好从倒掉的旧房子的土里炼硝盐，那东西又苦又涩，而且还有毒。”

虽然环境险恶，但老人说，当时他们为了给自己打气，会唱些山歌，而且偶尔也会抽些烟来提神。“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那时的香烟叫‘洋烟’”，他回忆道，“当时苏区也种烟叶。烟叶子先是紧压在一起，然后再刨成烟丝。但是一般人吸这是吸不起的，也就是把烟叶子用手搓一搓，就用火点着吸了。”但是烟叶和其他物资一样，在后来也难找了。有些红军想抽烟想得急的时候，往往随便找些树叶当作烟叶来抽。“别说我们了，在路上时，就是首长也没有烟抽的，偶尔有那么几根‘洋烟’也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后来情况才稍微好了些。”

钟明老人说的“后来”是指他们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那段时期。即便如此，“洋烟”在那时候也显得特别地珍贵。“在延安的时候，我见过‘大前门’。当时记得我们班有个很有本事的战士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大家全凑一块儿了，都央求着要抽一口。”“虽然不过是一人抽一口，就这样，大家也都抢着先抽呢！”

长征胜利，钟明老人到甘肃庆阳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又在1945年去了哈尔滨并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他就一直呆在东北，期间还担任过某县县长、某市建设局局长及民政局局长等职直至1970年。

所谓叶落归根，退休后，钟明老人举家回到了长征的起点、自己的故乡江西于都。经常，他会漫步来到东门渡口，在那里，一个人静静地坐上许久……

虽然，因为身体的缘故，钟明老人不再抽烟了，但他在记者向他道别时讲的一席话，却让人直接感受到了他对“烟草”的情谊和老骥伏枥之心：“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因为烟草对社会贡献很大。我现在年纪大了，只能给大家讲些过去的事情，但我的讲述也是一种工作，我们都要为社会多做贡献。”

红星照耀下的苏区烟草

曲振明/文

封锁，使苏区烟草业受到破坏

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包括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赣南、闽西的烟草业是传统产业，其中赣南于都县的烟丝、闽西永定县的烟叶和条丝烟十分著名。特别是永定条丝烟闻名全国，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上海、广东都有专销店，每年产值达百万余元。随着卷烟的输入，人们传统的吸烟习惯发生改变，再加上交通不便，运输成本的增加（一包条丝由闽西运到汉口，每包2元）等原因，丝烟销路缩小，产量减少，“卷烟打败了条丝”。

中华苏维埃政府关于烟税政策的规定。（曲振明 供图）

中央苏区建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苏区的烟草业受到破坏。从1930年9月12日闽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的调查资料看，1929年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的烟叶生产都比苏区建立前大为减少，其中龙岩本年少五成，上杭本年少五成，永定本年少八成，连城本年少四成，长汀本年没种烟叶。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敌人加剧对苏区的封锁，导致苏区的丝烟运不出去，而卷烟运不进来。虽然有的地方也有零星的卷烟售卖，“但价格比上海贵一倍”，后来苏区的商业合作社只有烟丝出售了。

调查，引起毛泽东关注烟草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早在1927年3月就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9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解放永定湖雷镇时，发现街上遍布丝烟店。在当晚召开的农工商联席会上，又了解到当地条丝烟生产的历史。他风趣地说：“怪不得我们湘潭老家开烟店的都是你们永定姓赖的。”他要求大家多生产条丝烟换取生活必需品。

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控制了许多城镇，遇到了手工业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就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苏区的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开始注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1929年7月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到地主、商人、旧政府及帝国主义对闽西农民的剥削时指出，“帝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之结果，使农民（村）手工业逐年衰败，尤其是烟、纸、茶之滞销，加多了农村中失业工农”。

为了掌握新开辟根据地的城镇情况，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赣南寻邬城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寻邬调查》，其中发现城里“制黄烟的店子两家。一家先有本钱三千元，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余多，请了两个工人；另一家三五百元本钱，请了一个工人。”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全城13个行业80多家店铺，在本钱较多的4家中，烟店就占了2家。由此看出制烟业是一个“本大利厚”的行业。

烟草，成为苏区经济发展的要项

为了反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苏区的党和工农政府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其中就有发展烟草经济的一系列政策。

首先，发展烟叶生产。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号召农民大力发展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1933年2月，中央土地部提出：要达到谷米增加二成，番薯恢复革命前生产，多出蔬菜、多出棉花、多出木油烟叶。同年，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报告中，把烟叶生产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之一，指出：“烟叶是日用品，又是出口（即出境）大宗，粮食有余的地方应该多种，但粮食缺少的地方则不应拿了田亩种烟，应多开山土种。”并指出包括谷米、杂粮、蔬菜、木材、棉麻、烟叶在内的六项，“是我们在夏耕中的要求，是我们夏耕中的目的，我们的夏耕为了这些而努力。”苏区政府通过开展互助活动、组织妇女参加劳动等措施，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农业得到了发展，其中赣南苏区1933年的农业生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15%，其中烟叶增加了30%。

草叶代烟（漫画）。（黄镇 作）

其次，恢复烟丝加工业生产。苏区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在发展军需工业的同时，积极恢复和发展一些必需的公营和私营的民用工业和手工业。苏区在发展烟叶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传统的烟丝业加工生产。当时在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号召下，从事刨烟生产的手工业者相继成立了互助合作社。这种刨烟生产合作社是一种参股互助形式的集体组织，在苏区的龙岩、永定、上杭、于都、兴国、宁都等地相当普遍，仅闽西苏区从事造纸、刨烟的合作社工人就达到数千人。据1933年8月间的统计，江西于都县有刨烟合作社4个，最大的合作社有社员240人，股金达7082元。苏区政府在发展烟丝生产的同时，根据群众的消费需求，还在瑞金县成立了纸烟厂，开始苏区的卷烟生产。苏区烟丝生产的恢复，得到了苏区政府领导的肯定。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两年以来，特别是1933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步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

再次，鼓励烟草商品的输出。苏区烟草是对外输出的大宗产品，用外销的烟草产品换取生活必需品，因此烟草向外输出引起苏区政府的关注。1933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把“统筹闽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使纸、木、烟能够输出，外来生活品源源而来，调节粮食金融以解决赤色区域群众之生活问题”作为闽西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会上还制定了“保护纸、木、烟之输出”的措施。苏区工农政府在同年6月的南阳会议上，讨论了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政策问题。会议认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和商人消极怠工等原因，造成苏区的土产——纸张、烟叶、木材、茶叶等输出困难，输入的布匹、油盐和药材数量少而价格高，形成工业品和农业品的“剪刀差”，影响了人民生活。会议“决定保护纸厂、烟厂的生产政策，保护贸易自由和奖励出口”。会后，苏区政府鼓励各地贸易局（公司）增加卷烟输入和烟丝、烟叶的输出。为了鼓励输出，苏区在关税（出入境税）政策上，使烟草享有低税优惠。

最后，建立配套的税收政策。由于烟草业利润较丰厚，根据苏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商业所得税征收细则》所附的调查，烟丝列为营业利润率30％以上的甲等商业，纳税额相对较高。当时烟丝采取从量征税的办法，无论黄烟（即条丝烟）、熟烟（即黑烟、粗烟）每捆均以50斤计算。1933年苏区政府明令将屠宰、刨烟、酒菜馆、打银店营业税加重。除了商业累进税外，苏区政府对出入境的烟草征收关税，对输入的烟丝、卷烟从价征收50%。为鼓励烟丝输出，从价征收2%。烟草是苏区关税的大宗产品，据闽赣省1933年8月所发的筹款计划中反映：闽北分区8、9、10三个月的收入税款中，烟叶款占33.3%，进出口税则占到50%（含烟草进出口税）。

在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烟草经济得到发展，为满足苏区人民的需求、发展苏区经济、增加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援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央苏区的烟草业成为了历史的回忆。（作者单位：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天津卷烟厂）

弘扬篇

在新长征路上弘扬长征精神

伟大的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烟草行业积极弘扬长征精神，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大力投入烟叶生产，增加烟农收入，焕新烟区面貌，发挥专卖职能，抓好卷烟生产和销售，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做出贡献，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全力回报社会。当前，行业改革进入新的阶段，烟草人正满怀信心，兢兢业业走在新长征路上。本文以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和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地贵州遵义为代表，展现烟草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弘扬长征精神的风貌。

传长征精神 担专卖责任

长征精神是什么？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在当年的苏区——江西省赣州市，当地烟草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着长征精神。

赣州东临福建，西接湖南，南靠广东，全市有11个县（市）与外省交界，105、206、319、323国道从境内经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为赣州的经济腾飞带来许多机遇。但同时，也使其不断遭受着假冒、走私烟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两年，随着广东、福建两省打私打假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沿海制假窝点逐步向内地转移，使赣州广阔的地域成为一些不法之徒的制假、售假缓冲地带。

靠着简陋的装备，红军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徐丽华 摄）

面对新的困难局面和严峻的形势，如何开展打假工作？“关键是继承和发扬那种不惧艰险、坚韧不拔，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以及苏区干部那种艰苦奋斗、重视调查研究、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张正蝉如是说。

赣州市烟草专卖局制定并坚持“内管外打、守土有责、依法治烟”的工作方针。对内，他们定期积极组织职工参观于都“长征第一渡”、兴国县长冈乡以及瑞金沙洲坝等革命故地，通过“重温历史”来增强他们的意志品质；对外，他们大力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监督举报网络，以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

针对赣州市制假、贩假、售假等涉烟违法活动的特点，赣州烟草人十分注重研究各种涉烟违法活动的趋势和规律，根据新时期、新情况的特点，采取一些新的方法和措施，有力打击制售假烟等违法犯罪活动。

赣州市局建立健全情报信息网络，发动群众积极举报，扩大案件的信息来源。他们传承苏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卷烟打假工作。2005年，赣州烟草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了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和卷烟零售户自律小组建设工作，通过大力开展专卖社区化管理等活动，把社区居民及卷烟零售户发动起来参与打假工作，将打假的触角延伸，达到进一步净化市场的目的。目前，全市已成立了烟草专卖管理社区113个，占全市社区总数的80%，聘请了社区信息员113名；成立卷烟零售户自律小组460个，加入自律小组的零售户达13157户，占零售户总数44.8％。信息员和社区群众在打击卷烟售假、贩假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是通过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和红军长征精神，赣州烟草近年来在以“端窝点、破网络、打团伙、抓主犯”为主要内容的卷烟“百日打假”、“夏日风暴”、“金秋飓风”等专项行动以及其他打假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2005年为例，全市共查处各类烟草违法违规案件3462起，其中案值5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93起；查获各类非法卷烟6425件，案值1600余万元。由于打假成绩突出，赣州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科稽查支队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被国家局和公安部授予全国打假“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赣州烟草在全面规范经营的基础上，销售稳步增长，2005年实现利润13766万元，同比上年增长40.3%.而这些，为“长征精神”添加了新的注解。（胡颖华 肖福元 肖红武 执笔）

打造文明企业 情系老区人民

遵义，北依娄山屏障，南临乌江天险，为黔北重镇。它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记录者，更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见证者。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一方令人肃然起敬的土地，这里积蓄着厚重的红色革命传统，在这里伟大的长征精神熠熠生辉。

遵义烟草人秉承长征精神，克服内外部的困难、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努力在行业商业企业中提位争先。持续低温多雨、严重干旱、频发的冰雹和强风等不利气候，以及农资、燃煤价格持续走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输出，使得烟叶工作形势一度非常严峻。面对严峻的生产形势，遵义市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烤烟生产收购政策和计划，加大烤烟生产扶持投入，建立烟叶种植风险保障机制，加快遵义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建设进程，以工商联办基地为重点积极打造工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烟叶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十一五”期间还将投入18.5亿元用于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为烟农服务，增加烟农收入。

遵义会议旧址。（徐丽华 摄）

遵义市公司十分注重将遵义烟草打造成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文明企业。遵义市公司自2004年起开展文明窗口创建活动，并以此为主要载体深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遵义烟草的文明窗口创建活动将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服务工作全部纳入文明窗口创建范畴，集中体现在创建四个文明窗口：烟叶收购文明窗口、烟叶销售文明窗口、卷烟销售文明窗口以及机关文明窗口。文明窗口创建活动紧扣工作，突出服务，推动了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工作。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遵义烟草始终不忘回报社会，支持地方建设。对口扶贫、捐建希望小学、捐助修路修桥、赈济救灾、捐助贫困烟农和零售户……有困难的地方，就有遵义烟草人的热情之手。

正如当年红军与群众的鱼水深情，成长于革命老区的遵义烟草一直情系老区人民，真诚奉献社会。（徐丽华 执笔）

“长征”卷烟镌刻长征精神

如同遵义会议对于长征、对于中国革命是一次关键的转折一样，“长征”品牌卷烟的诞生和发展对于遵义卷烟厂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受1997年烟叶超种超收灾难的累及，加之自身原因和行业整体大环境的影响，遵义卷烟厂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

2000年纪念遵义会议召开65周年之际，借红军长征这一闻名中外的“伟大史诗”之名，打革命历史牌，遵义卷烟厂决定打造一个挽救企业于危难之间的全新品牌——“长征”。

配方设计、专业评委评吸、消费者品吸，从实验室到车间再到市场反复无数次，屡败屡试，不屈不挠；商标设计、注册、印刷历经曲折，为了商标打样，技术人员往返于遵义与汕头之间近半年之久，所乘飞机航程足可绕地球一周。经过近一年的研制试验，如同红军长征一般，历尽坎坷艰辛，肩负企业重生的希望，2001年“长征”品牌卷烟终于问世。

“长征”卷烟推出当年即销售3万多箱，巨大的市场成功创造了企业发展史无前例的奇迹。从“长征”品牌开始，遵义卷烟厂由过去的强调结果转变为更加注重过程，每个环节都有标准控制，更加注重精细化加工和精细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也因“长征”而得到提升。

长征点燃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同样，“长征”卷烟托起了遵义卷烟厂蓬勃新生的希望。“长征”品牌的成功在烟草行业上演了又一个“一包烟救活一个企业”的传奇。（徐丽华 执笔）

文化篇

永恒的长征

——部分“长征”主题烟标回顾

1934年秋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由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物质供给极度匮乏，国民党军队每日天上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下，中国工农红军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披荆斩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纵横14个省，行程共达65000里，最终冲出敌人的重围，在陕甘胜利会师，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用自己钢铁般的行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他们的远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史上永恒的丰碑。他们的远征，留下了一个广为传唱的名字——长征。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本刊特编辑了部分以“长征”为主题的烟标，重温那段不朽的英雄传奇。（江苏省无锡市烟标协会卞国兴 供稿）

这两枚“长征”品牌卷烟的烟标，是上世纪70年代的青岛卷烟厂为了纪念长征而推出的。正版图案是连绵起伏的雪山和毛泽东题写的两句诗：“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副版图案为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们扛着红旗，冒着风雪，向着大雪山奋勇前进的景象。

红军长征是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天上有敌机狂轰滥炸，地上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指战员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就凭两只脚，渡江河，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行军70余里，突破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纵横14个省，行程共达65000余里，与强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终于会师陕甘，挺进抗日前线，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这四枚烟标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上个世纪60年代分别由贵阳卷烟厂、公私合营贵阳卷烟厂和贵阳烟草工业公司生产的。图案的内容有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场景；有红军战士正拉着马，驮着战争物资翻越雪山的场景……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远征。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全长千余公里，自古为黔北易守难攻的天堑。当年，黔军在乌江沿岸百余公里布下重兵，企图让红军血染乌江。1935年1月1日晚，红1军团第4团第3连连长毛振华带领18人偷渡乌江，只有毛振华等5人到达江对岸。1月2日，在毛振华等5人的配合下，强渡一举成功，并顺利架起渡桥。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在江界河渡口相继渡过乌江。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公私合营贵阳卷烟厂和贵阳卷烟二厂分别生产了“乌江”品牌卷烟，图案采用了流急岸陡的乌江天险，以此来纪念长征的胜利，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那段令人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英雄岁月。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执行“逃跑主义”方针，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于是，红军强渡乌江，攻占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正确解决了自己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该烟标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国营贵阳卷烟一厂生产。正版选用了红色烫金散发着金光的“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图案，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修建的一座砖木结构的建筑，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即设于此。副版是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会址”题词中的“遵义”两个手体字。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水深，水流湍急，水中礁石林立，尤其5月下旬气候转暖，上游雪水融化，河水暴涨，浪涛汹涌，急流咆哮声震如雷，加上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是中央红军长征遇到的第三道天险。当时，蒋介石调兵遣将，在大渡河畔投入总兵力达15万至20万人，严密布防，企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

1935年5月25日晨，红军先遣队红一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组成了以连长熊尚林为队长的17人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孤舟强渡大渡河，一举突破了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视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天险，为红军北进打开了缺口。

该张烟标由四川卷烟厂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纪念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而生产，图案选用了大渡河上铁索桥的全景，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身上所蕴藏着的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金沙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从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5月1日至2日，中央纵队干部团前卫连连长肖应棠奉命率120多名战士，一天一夜即赶到江边，犹如神兵天降，悄然拿下渡口。5月3日至9日，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军团3万余人乘7条小船用9天9夜全部渡过金沙江。巧渡金沙江是继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再一次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标志，也是红军长征战略转移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两张“金沙江”品牌卷烟的烟标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由昆明卷烟厂和云南玉溪卷烟厂生产的。图案以金沙江奔腾激荡、气吞云天的磅礴气势为背景，仿佛让人们重新沉浸在那段英雄的历史氛围之中。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城西，横跨大渡河，是四川通往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泸定桥为铁索悬桥，由条石砌成的东西桥台和13根横亘的铁索组成，桥长百余米，宽3米。1935年5月29日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至此，守敌将桥板大部拆去，并在东桥头构筑军事工事封锁桥面。红军左路军先头团——红4团组织强攻，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缘铁索匍匐前进，夺取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使红军胜利通过了大渡河。

该烟标上个世纪70年代由国营成都卷烟厂出品，图案是泸定桥的简图，铁索悬桥下是水流湍急、浪花滚滚的大渡河。烟标以红白色为主，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凸现了长征中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伟大胜利。

六盘山，古名陇山、鹿盘山，主峰最高海拔近3千米，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为拦截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国民党军队在六盘山下布下重兵。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指挥下，英勇奋战，突破了六盘山的封锁线。10月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军登临六盘山主峰，时值仲秋，云淡天高，毛泽东借景抒怀，畅吟了一阕《清平乐·六盘山》。

该烟标上个世纪70年代由宁夏吴忠卷烟厂生产，烟标的品牌名字体选用了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中的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