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持续攀升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

不同的收入带来了不一样的消费，聚焦国民经济的载体——商品，其消费也各不相同。那么，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大众卷烟消费？

大众利益放心间

本刊记者 风聆/文

“小康”烟草，小康消费？

这是一条母亲河。

河的北岸，在遥远的年代叫河东，那是炎帝和黄帝生活过的地方。那里诞生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一位下乡的同志告诉我，现在这里是中国内陆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既不像东部沿海那样占尽天时地利，也没有像西部大开发那样搭上政策的世纪班车。

这里的水据说要烧得很开泡很浓的茶才能咽得下去，不然就是苦的，这里的人时不时听说谁家的谁在井下出了事。这里的窑洞壁上裂了一道道口子，因为采矿，地基下沉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携着大量现金去发达地区炒房地产，让大多数中国人误解了这里的富有，实则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最典型的城乡。

卷烟价格超出了大部分低收入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陈兴杰 摄）

在山西运城所辖的平陆县，我们一路看到农民响应地方政府调整农产品结构的号召后，道路两旁出现的沉甸甸的桃和苹果，枝头一派丰收意象。但近期媒体却报道，这里的西瓜批发价仅为2分钱1斤却无人收购，种瓜农妇不堪压力自杀。该市足有三分之一的西瓜烂了，被撂在地里或运往垃圾场。桃子熟得非常漂亮，粉里透红，价格却只有去年收购价的三分之一。有人像去年一样问从县政府来的亲戚，明年种什么好呢，他嚅嗫着说不清楚。

我看见停在瓜果收购站一角的货车上的老人，60岁光景，刚交完桃子，夹着一根烟，神色茫然。他说，今年收成不好，比往年少收了2/3，现在只能抽1块5一包的“香梅”烟，等明年好一点吧，明年小女儿就从三门峡的电脑学校毕业了，学费贵呐，那个娃娃一年要花7000多块钱呢，到明年就熬到头了。

今年怎么对付呢？他答，交完桃子就去城里做小工，搬砖、抹灰，一天挣30块。咱还好，村里有的连1块5一包的烟都抽不起，卷烟是奢侈品。

路旁有三个修路工人是从山东沂蒙大山里来的，买不起卷烟只好带了一包烟丝过来，“够抽俩月了，这边烟丝不好买。做大工一天50块，除去房租一个月最多剩1000块，现在买包烟最差的都要2块左右，一个月下来要600多块，实在抽不起。”后来，知道他们也种烟，是烟农，但他们说：“种了卖给国家，赚不了多少钱，天一下雨就更赚不了多少钱。煤炭涨价了，烤1斤烟叶得花三四斤煤炭，不划算。”

母亲河在风陵渡拐了个弯，向着茫茫渤海流去。这个县城的正南方，黄河茅津古渡的南岸，是一个伴随新中国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一个家在渡口南岸、来平陆县收桃的人说，我们那块儿烟价更高，乡下已经没有2块钱以下的烟卖了，城里已经没有3块钱以下的了。

他夹着一根从河南带来的“黄许昌”，“收桃的时候发点烟，能收得好点。”那烟2.2元/包，据称是河南目前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烟。

“1块5的烟我们这里不是没有啊”，采访中，河南某市烟草公司的同志答道，但转而又说，不过量不多，要工商双方协商着生产一点，一年大概生产1000箱投放到边远地区、最贫困的地区，譬如卢氏县。

我们诧异，是不是河的南岸比北岸富裕得多？在河北岸，我们看到好些1.5元/包的“香梅”出现在哪怕是大山深处的小店里。

山西卖桃的农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河南肯定比山西好，为什么？城市多，城市繁华啊。”在山西农民看来，河南城市化速度很快，因为，河对岸，新城三门峡就规划得相当优美，活脱脱像北京的某一个郊县。山西农民像眼馋锅里香喷喷的莜面一样，对河对岸的城市表示出向往，尽管那里烟价要比山西来得昂贵。

在河南北部了解的情况，却让我们如坠雾中。“每次开协调会，大家的目光都盯着山西，为什么？他们单箱价格比这边高出2000多元，达到了9000多元，条均价达到了39元，而我们才33.7元，河南烟的结构不高啊！全国一类卷烟比重7.2%，河南省仅为2.13%，条均价我们在全国总是排在倒数第二。”

“城市的部分印象不能代表全部。”负责人列举出当地低档烟供应方面的数字：一类烟占5%、二类烟4.6%，三类烟60%，四、五类烟占近30%。而在山西南部，这些数据为：四类烟20%，五类烟10%，三类烟占50%，一、二类烟20%。两个区域最相似的情况是，税利那一栏和全国其他商业企业一样，无一例外，全线飘红。在连续多年利税指标呈二位数增长后，上半年又赢得了高开高走的局面。有的市仅今年1～7月份，税利就增长了21.79%。

对比更多数字后我们发现，黄河北岸的山西，高价位卷烟供应有一定规模，低价位卷烟同样也上了一定数量，呈现出与当地居民收入和消费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一致的供应结构特征。河南作为全国第一农业和人口大省，拥有7500万农民，低档烟消费基数大，但地方政府和企业提级、上结构的愿望很强烈，结果供应大多集中在中档以上结构，低档烟消费者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河南烟草系统的同志却说：“山西主销滇产烟，滇产烟以中高结构为主，平均单箱结构不会低。但因为是纯销区，它有优势能相对容易组织低档烟货源。我省是卷烟产销大省，目前很多工业企业推销高结构卷烟时，都以低档烟为‘敲门砖’，商业企业想要获得低档烟，就得搭配销售一些高档烟。因此，上半年我省低档烟计划完成得不太好。但是，下半年国家局对我们加强了考核，上半年欠了十几万箱低档烟生产计划，下半年不会再欠了，下半年的低档烟市场的货源应当会充足一些。”

干涸苦久的农村市场下半年将降下甘霖？这岂非广大农村消费者的“福音”？

一名县城零售户在记者面前却满腹抱怨：“畅销牌子这星期有，下星期没有，有也只有几条，我们很被动，常常忘记了报单。价低的牌子经常换，我知道你们烟厂在搞整合，但是牌子变化太快了，客户接受不了。”而对经常断顿的消费者来说，烟草公司“下半年货源充足”的说法，他们也将信将疑。

国家局经济运行司相关负责人说：“有的省上半年拼命上结构，下半年囿于考核压力又不得不赶低档烟进度，造成市场的不适应甚至反感，是值得注意的。从下半年开始，我们在低档烟宏观调控中实行逐月考核，一是防止每月计划完不成导致最后计划萎缩或落空，二是努力促使市场供应能够常态化。”

市场对时断时续的供应方式表现得平淡甚至冷漠。市场是不是真的那么平静呢？

流失的责任

 “农民已经习惯没有烟可买的日子，去抽烟丝、旱烟或买假烟。假烟制售网络可算获得了‘群众基础’。假烟量虽然不是特别大，但辐射能力比较强，食杂店、干菜店都有销售，对农村市场的影响很大。”

据平陆县烟草专卖局的同志介绍，今年6到8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位于山西南大门的茅津渡口查获了2047件假烟，案值225万元，全是畅销的低档烟品牌，如软“五牛”、“大老板”、“沙河”等，只有少量的三类烟“红河”。过去假烟仿冒高档品牌的现象现在突出转化为仿冒低端品牌。一位农民工气愤地对记者申诉：“以前是高档烟造假，没想到现在有人专打我们农民工的主意，你说气人不气人？抽了硫磺熏的烟，身体都不舒服。”

“我们现在在三门峡黄河大桥渡口24小时值班，这里是山西市场的南大门，广东、福建和河南制造的假烟通常要经过运城的三个渡口进入山西和华北市场，平陆县所辖的茅津渡是专卖管理压力最大的一个。”

运城市公司营销中心的张主任是从基层走出来的，他说：“最近，国家局提到如何打击假烟制售网络尤其是农村小网络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办法就是‘阵地前移’。低档烟缺失，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假烟网络猖獗，农村小网络对农村市场的损害是很大的。县级烟草公司取消之后大家干什么？县级烟草专卖的职能还要增强！怎么增强？我们在每个县都设立了好几个农村专卖营销服务大厅，我们的稽查员要下到服务大厅去，每天和零售户见面。只有依靠网络来打网络才能成功，利用我们自己的网络，打一场‘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靠的是人民，而在广大农村就是占多数的还未富裕起来的农民。这些低收入的消费者因为低档烟供应不足正在离开卷烟销售主渠道，我们将去依靠谁？

据调查，目前全国农村有13.43％的消费者吸食旱烟，吸食旱烟比例较高的省区有：吉林38.27％、辽宁29.17％、广西29％、黑龙江28％、内蒙古26.88％。

“我感觉农村消费群体减少了，”永济县烟草专卖局负责人这样认为：“村里的人都在抽旱烟，来了客人才掏出卷烟，前2～3年，市场上查到的莫合烟很少，现在明显多了。”

“他们在房前院后种了不需烘烤就能吸食的烟叶，还有白肋烟‘小兰花’，他们自给自足，你能说他违反了烟草专卖法吗！”

对低档烟市场的忽视，是对专卖的深度伤害，最后终究会损伤国家专卖的“市场”。

谁左右着我们的消费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卷烟供销方式，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是谁改变了我们的消费？

早在2001年实行的从量和从价复合计税的卷烟消费税改革，使四、五类烟税赋加重，工业企业生产五类烟每箱至少亏本100多元，商业企业经营低档烟虽不亏损但也无利可获，这已被一些业内人士作为难以较好响应国家局增加低档烟有效供给的号召的理由。

记者2004年曾对中原地区农村市场进行过调查，对比那时的情况发现，工商企业对于低档烟市场的丢弃，已由前两年削减五类烟、向四类烟靠拢，转变为今天的削减四类烟、向“三类下”靠拢的局面。部分地区甚至抱怨：“三类下”太多，挤占了“三类上”的空间。因此，即使在低档烟产销“盘子”里，内部结构也与市场需求的实际结构存在脱节现象。在国家局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下，几年来低档烟市场压力未见真正缓解，结构性矛盾仍突出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且有加剧的趋势。2006年上半年，连续多月的烟草行业工商统计电讯月报显示，全国低档烟产销同比下降6～7个百分点，有的省低档烟产量比重同比降幅竟达20%。

贫困山区小学接受捐赠。（来源：www.5460.net）

国家局自税改前就对低档烟可能出现的市场问题非常重视，不断出台各项政策刺激低档烟生产、保障低档烟消费。2003年，国家局采取低档烟补贴生产政策，每年提供的补贴额达4～5亿元，有的企业单箱补贴额接近200元。2003年还采取低档烟定点生产的办法，确立了18家行业低档烟定点生产企业，并明确了从定点到重点再到基地的发展策略。2004年，国家局第一次动用计划管理手段，安排低档烟专项生产计划，当年安排了41万箱的专项计划指标分解给7个省，此后每年新增计划全部用于低档烟生产；2005年，国家局下达了不含税16.5元/条以下卷烟的生产和销售基数，并为平衡五类烟产销基数的缺口，将当年新增40万箱计划全部用于五类烟生产。国家局动用了愈来愈严格的行政管理手段，将低档烟产销基数完成情况作为各省份年度经济运行考核的重要指标。2006年设立了低档烟考核“一票否决”制，并从下半年开始对低档烟基数完成情况实行逐月考核。2006年，总公司还统一安排开发、生产低档烟共享品牌“大丰收”，并在年中下线投放市场。

经济、政策、行政、计划的手段，甚至价值观教育方式，国家局采取了各项当时看来都较为奏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国家局对经济运行专项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低档烟供给上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然而，情况是变化的，不得不承认，过去一些调控手段在现在的企业看来，效果已不是那么明显。在这套调控组合拳中，由于垂直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国务院有关文件确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行政管理手段在当下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

国家局经济运行司有关负责人对“低档烟难调”问题表示了看法：“行业这几年实行总量控制、稍紧平衡的调控原则，连续保持了五六年的高速增长，导致行业内有些人觉得什么烟都好卖，卖什么都可以卖得出去。低档烟问题这几年下来是经济发展偏热的突出反应。当前国家在防止中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烟草行业在经济运行中更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个突出问题。”

他解释，“十五”时期，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利好，为卷烟这种带有附加值色彩的特殊商品提供了良好的消费空间。国家局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全行业实行“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的战略任务，整顿规范、打私打假、工商分开等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释放出了有效的市场需求，所以带给人们产什么销什么的印象。在地方政府加速发展的热切盼望中，卷烟生产企业纷纷弃低就高，很少有人考虑到市场风险被改革调整形成的利好环境部分“缓冲”的实际情况。

“我们要看到，‘十五’时期通过调整获得的高速增长是特殊时期的产物，目前已形成较高的起点，今后持续高速增长是难以为继的，行业经济要从高速增长期进入平稳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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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矛盾交错。从局部看来，企业追求效益天经地义；从全局来看，行业履行责任义不容辞。但无法否认，低档烟市场承受的压力在逐年递增。

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主吸3元/包以下卷烟的消费者对该档次卷烟供应的满意度只有50％左右，档次越低，满意度越低。

黄河岸北的窑洞生活。（黄凤玲 摄）

据悉，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有3056万人。而农村居民人均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2001年是830.7元，2002年848.4元，2003年886.0元，2004年1031.9元，2005年1162.2元，年度之间的增幅并不是很大。而全国卷烟消费调查则表明，2005年农村平均卷烟消费水平为3.32元/包，比2001年增加了1.28元，增长幅度为62.75％。

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国情将长期存在，卷烟在国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能超出人民的心理承受力。和烟粮比价一样，卷烟价格也同样需要考虑国民食品消费总支出的背景，不能“脱缰”，应把大众利益放在心上。

老人今年的收成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只能抽最便宜的烟。（黄凤玲 摄）

“考虑到全行业的社会责任和区域平衡，低档烟问题应由全行业的工商企业共同承担。这不光是哪家企业的事。”国家局相关部门这样介绍。

有的同志却还有不同想法：“形势这么好，总提低档烟干什么。怎么一方面要上税利，一方面要多生产低档烟？”

“国家局从未鼓励过下属企业追求高增长，国家局提倡立足科学发展，注意增长质量，要将发展建立在可靠的市场基础和扎实的工作基础上。现在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是增长速度偏快，市场承受的压力继续增大。有效货源供应不足已经导致一些省份卷烟销量下降。低档卷烟产销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下半年全国卷烟销量很有可能出现下降，这将对全行业经济运行造成极大被动。所以，保障低档烟供应是一项重大任务！我们提出要与‘十一五’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步。”国家局计划司有关负责人对记者如是说：“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盲目乐观、盲目攀比的浮躁情绪。”

当我们调查组结束采访离开母亲河的时候，已是天幕沉潜，万家灯火。

回首黄河两岸，我们思绪万千，“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这响彻南北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又回响在耳边，面对大众的消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