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抗战，取得了中国百年历史上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60年后，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胜利之日。打开记忆的闸门，重温中国民族卷烟工业那段血与火、泪与笑的岁月……

难忘，那段和着血与泪的历史

——写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

本刊记者 刘海文  特约通讯员 曲振明/文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军阀割据以及腐败的国民政府，所有这些都在困扰着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但一些进步的民族实业家凭着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奋力拼搏，寻找出路。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国民族卷烟工业，更是在英美烟草托拉斯和国内不平等税收制度的夹缝中寻求发展，踽踽前行。

然而，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南满铁路路轨上的一声爆炸巨响，一切为之改变。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掠夺·践踏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曾经长期垄断中国卷烟市场的英美烟草托拉斯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烟草经济的不断鲸吞和大肆掠夺；与此同时，战火、硝烟，也给重压下的中国民族卷烟工业以重创。

对于中国巨大的卷烟消费市场，日本人垂涎已久。早在1906年，在实行卷烟专卖的同时，日本政府就投资创立东亚烟草有限公司。到1927年，它合并了亚西亚烟草有限公司，成为拥有1150万元资本的大公司，其总店设在营口，把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地作为制造地，打算在西方列强垄断中国烟草经济中分得一杯羹。

1，老巴夺烟厂被日本人控制并成立“启东株式会社”。

2，老巴夺烟厂的女工们在制作卷烟。

3，1944年，贵阳烟商慰劳湘桂抗战前线将士，图为当时捐款烟商在捐款名录上的部分签名和印章。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当时的东北烟草市场，是在英美烟公司所属的老巴夺烟厂垄断之下。面对巨额的利润，入侵中国后的日本帝国主义急欲与当时垄断烟草市场的英美烟公司争夺利益。在侵占东北之日起，日军先后在东北地区设立21个烟厂，对英美烟公司在东北的企业采取排挤政策，举凡外汇、原料、运输工具无不严加限制，处处为难。而对于其占领区的中国民族卷烟工业，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和压制。

1938年，日本当局提出“以战养战”政策，加强了对占领区经济领域的统治。在东北，日本侵略者对烟草实行许可证制度，颁布《统制法》和《烟税法》，成立满洲烟叶公司，对新京（今长春）及各省卷烟实行配给统制，疯狂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掠夺资源，为其财政收入、军费支出开辟财源。在日伪的统制下，东北烟草业日益萎缩。

1，东亚烟草株式会所营口制造所。

2，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烟厂。

3，赵一曼（右一，站在高处讲演者）在发表演说，发动老巴夺烟厂工人反对日本侵略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撕破了与英美等帝国主义暧昧的面纱，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掳掠更加肆无忌惮。在东北，日本代管了英美烟公司的老巴夺烟厂和负责销售的启东公司，改名为“满洲中央烟草株式会社”，从此，烟厂全为日伪服务，所有税利为日伪所攫取。在华北，日本派遣军接管了英美烟公司在天津、青岛的分支机构，合并称为“日本军管理颐中烟草公司”，其管辖范围是京津两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开封以北地区。与此同时，盘踞中国各地的日军接管了各地的颐中烟草公司、颐中烟草运销公司、首善印刷公司及其他在华英美烟草托拉斯组织机构。

在沦陷区，日本对烟草的生产配给、进出口和运输等全面实行一体化管理，对卷烟销售成立配给组合，即将所有卷烟厂纳入组合，迫使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产品全部纳入配给，价格统制，进而垄断市场，实现其独霸中国卷烟工业的梦想。

这期间，侵略者强迫烟草工人为其制造了大量军用的“旭光牌”、“共荣牌”卷烟，鼓吹“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在卷烟烟标上大做反面文章，如在“大陆”牌烟标上印有：“一分储蓄，万分武力”；在“征空”牌烟标上标有“增产尽人力，出荷报帝恩”：“吉祥”牌烟标上的文字更露骨：“谋生产，增强战力；尚耕劳，克服时限；努力生产，战力强；勒紧裤带，克服困难。”从这些日伪反动文字烟标上，日本帝国主义麻醉中国人民、企图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在一步步侵吞中国烟草经济的同时，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于本来就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民族卷烟工业，无疑是一场浩劫。

抗战前，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让上海的卷烟工业损失惨重。在战火中，近30家民族烟厂被毁，其中14家烟厂损失1211.6万元，尤以南洋烟草公司损失最为惨重，主要机器设备均遭到日军焚毁，损失785万元。华成烟厂机器设备全部被毁，厂房部分被毁，烟叶被焚约6000桶，估计损失500万元以上，已超过该公司的资本总额。大东烟厂厂房、设备、原料、成品全部被焚，损失40余万元。华东等烟厂被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强占。其他民族资本烟厂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被日军掠夺。

轰炸、破坏、掠夺，这只是个开始。上海沦陷后，日商在日本军管机关“兴亚院”的支持下，首先垄断烟叶原料，然后设立“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和“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从而垄断了卷烟销售市场。

在原料缺乏，物价飞涨，用煤、用电限制以及日伪机关的敲诈勒索等恶劣环境下，上海民族资本烟厂虽通过委托加工恢复生产，但处境仍十分艰难。一般烟厂的产量都在日趋衰落，甚至几家大型的民族资本烟厂，如南洋、福新、大东等均出现开工不足的现象。1938年，华商19家烟厂每月产量仅1万余箱，较战前减少2/3。1939年，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实际开工20家，仅为战前63%；卷烟机96台，仅为战前1/4强。获利100万元以上仅南洋、华成等3家，获利10万元～30万元之间仅友利烟厂等3家。其余卷烟厂，盈利甚微，上海民族卷烟工业严重萎缩，处于崩溃边缘。

1938年，战争迫近武汉，汉口南洋厂被迫迁往重庆。这时，汉口南洋厂的生产完全停顿，工人被遣散。汉口南洋厂的南洋大楼即汉口分公司所在地（现中山大道闹市区）、南洋里及职工宿舍均被日军占用，厂房也被日商占去继续开工。1942年10月，日军成立“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将汉口南洋厂改为“中华烟厂”。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整个沦陷区的中国民族卷烟工业一片萧败景象。

不屈·抗争

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国土被蹂躏，民众在呻吟，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日管的烟草工厂里，反对日伪统治和资本家压榨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法西斯统治，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为民族独立的抗争。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许多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提出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的主张，一些烟厂出品的卷烟烟标都印上爱国抗日的文字。福昌烟厂的“918”牌卷烟烟标印有张学良肖像，对张学良积极抗日表示赞美：“马占山”牌卷烟烟标上既有抗日英雄马占山的肖像，还印有“忠勇卫国”四个字：“三省”牌卷烟烟标上印有辽、吉、黑三省的地图和“吾日三省吾身”的文字。所有这些，都激励了当时的广大民众积极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警示着民众不忘国耻。

1，反映抗战时期流离失所的难民的烟画。

2，中共苏区制烟合作社。

而在沦陷区，烟草工人被剥削、被压榨的生活更让人悲愤。1941年，日军军管颐中天津烟厂和青岛烟厂，制定了一系列“清规戒律”，如“工场场规”、“工场开除职工的规定”、“工人工资支付规则”等。在天津，日本河东宪兵队在工厂内设立了“刑讯室”和“禁闭室”以残害打骂工人。在烟厂西端的一棵歪脖树上，日军不知吊打、捆绑了多少工人。尤其是日寇天津防卫司令部特务、河东宪兵队翻译兼特务主任及颐中烟草公司警备系长箕岛肇，对工人十分酷虐。据登载在1947年6月28日天津《民国日报》上的“天津颐中烟草公司工会对曾受日寇箕岛惨害摧残我国各界同胞紧要启事”揭露：“箕岛肇依恃敌势，残暴酷虐，陷害同胞，幸皆忠贞不阿，宁可刑死，不愿苟生，因而致死多人，被其遣送劳工数十人，其中生还祖国者仅数人。”

日军不但降低工人的工资，对职工实行粮食配给，还在配给的粮食中掺沙子，加上当时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工人的工资根本追不上物价的变化。大多数工人为填饱肚子，只好在下班后，出厂去拉胶皮、蹬三轮车。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

1，反映抗战的烟画。

在老巴夺烟厂，从1932年起，厂内就建立起了秘密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对日伪统治者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开始更加疯狂地镇压工人反抗，然而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老巴夺烟厂内仍然不断看到写有“反对增加工时”、“反对减少工资”、“反对打骂工人”等标语的传单，震慑了日本侵略者和资本家，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上海的颐中三厂、花旗烟厂、印刷厂随即被日军接管。日军接管了颐中三厂后，对工人的压迫比英美资本家更加残酷。那个时期，工人每星期只开工一两天，每月所得工资仅能买一两斗米，工友们食不果腹，常常以六谷粉、菜皮、山芋干等杂粮充饥，加之物价暴涨，物资奇缺，工人群众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在生活的死亡线上。不少工友为了活命不得不另找出路，有的被迫回乡种田，有的白天在厂做工，晚上到外厂或码头当短工，跑单帮、做小生意。

这是上海抗战以来最黑暗的岁月。1939年，被破坏的中国共产党颐中三厂地下党支部重新建立。在党的领导下，烟草工人对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1，抗战时期，反映激励抗战爱国的烟标。

2，日本为宣传法西斯战争而制作的烟画。

3，日本为宣传法西斯战争而制作的烟画。

1942年，花旗烟厂工人姚根泉等到七宝背米，结果被日军打死。颐中三厂党组织抓住这一事件发动颐中三厂、花旗烟厂、印刷厂的工人们联合抗争。经多次交涉，日本大班答应给死者家属一年零二十天工资作抚恤金。

1943年初夏，烟印厂切纸车间为抵制增加工作量发起罢工。在陈良仪、王贤春等“救亡协会”成员和陈关福等积极群众的活动下，斗争很快波及全厂。日本大班用武力把全厂工人赶出大门，并把切纸车间12名工人扣押起来。在全厂工人的强烈抗议下，日本大班被迫释放在押工人。工人们在补加一次工资和对罢工工人不予任何追究的条件下复工。

1944年10月，美军飞机不断轰炸上海，厂方改开夜班。为要求日本大班增发夜班费，颐中三厂、花旗、印刷三厂工人联合包围老普隆总公司。在工人的压力下，日本大班答应每月发给工人2斗米和3斗米贴。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5年2月2日，日本大班以“盗窃钞票”罪，逮捕了印刷厂彩印车间职员吕惠兴，并对他施暴。彩印车间全体工人关掉马达以示抗议。这次事件很快掀起全厂性的罢工怒潮。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大班只得去宪兵队说明情况，当天下午释放了吕惠兴。

就这样，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屈抗争中，中国烟草工人期待着光明，迎接着胜利。

内迁·求存

随着国民政府内迁，东南和中原地区的一些卷烟设备和技术人员进入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推动了西南卷烟工业的发展。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卷烟生产也出现一度的蓬勃发展。

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烟草生产和销售。随着国民政府内迁，东南和中原地区的一些卷烟设备和技术人员进入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推动了西南卷烟工业的发展。同时，河南、安徽、山东等产烟区的难民涌入大后方，发展手工卷烟产业，卷烟生产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1，1931-1934年，中共苏区政府关于烟草种植和烟草税收文件。

2，1942年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创建东海烟厂，图为厂长于金彪和副厂长宋长和。

3，新四军大达烟厂场景。

在四川，抗日战争前成渝两地仅有几家手工卷烟作坊。1938年，蜀益烟草公司建立，生产“金钱”、“主力舰”、“铁鸟”等牌号卷烟。1939年，随着战事迫近武汉，南洋烟草公司将汉口分厂的主要生产设备迁渝，开设重庆分厂，生产“双喜”、“黄金龙”、“高塔”等牌号卷烟。1943年，民族实业家刘鸿生（中国早期的“火柴大王”）和盛莘臣集资在重庆创办华福烟草公司，生产“华福”、“666”、“火炬”等牌号卷烟。

1944年，日军迫近桂、黔，一些烟厂携带物资涌入四川，南洋、华福职工由200多人各增加到400多人。重庆广丰烟厂原来只是几个人的手工卷烟作坊，后增添设备，新建厂房，职工增加到100余人。到1943年，在重庆市纸烟公会登记的烟厂（坊）有72家，1947年达127家，其中机制卷烟厂有48家。

在贵州，抗战前并没有什么烟厂。抗战后，随着卷烟工业的内迁，贵州卷烟工业随即兴起。1939年，中国青年协记烟厂自浙江温州迁到武汉，继而迁到贵阳，在贵阳水口寺设厂生产“青年”牌卷烟。同年，官办企业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随后与青年协记烟厂合办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黄河”牌卷烟。

1942年前后，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财政困难。对此，毛泽东同志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行生产自给，以克服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根据地展开。当时，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了卷烟生产，其中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1940年11月14日，《新中华报》发表韦明的文章《边区工业发展的总结报告》，把卷烟业称为“新创工业”。当时林县开办了首家卷烟厂，不久私人卷烟厂增加到16家、150人。1943年，全县发展到32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办了6个公营卷烟厂。

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使得根据地“丰衣足食”的问题基本解决。1943年，边区政府注意到，从6月到11月，不算走私，仅登记入境的外产纸烟即达近8.4万条，以每条4000元计，共达3.4亿元之巨，按当年平均米价，折合小米4.4万石。《解放日报》为此发表文章，引起各方重视。于是，根据地各级政府采取公私并进的方针，积极开创纸烟工业，当年即有少数卷烟工厂、作坊投入生产。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保护、鼓励边区纸烟生产，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烟类征税暂行条例》、《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和《陕甘宁边区纸烟制造业管理及征税试行办法》，对蓬勃发展的纸烟生产加以规范。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陈云同志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就纸烟等日用品实现自给、对财政金融及抗战方面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政府的推动下，边区的纸烟工业得到迅猛发展。1945年春，仅在合水县板桥一地“即由十数家而发展至五六十家”，“最高峰达到百数十家”，全边区达到200余家。

在沂蒙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先后创办的一些小型卷烟事业富有生气，有的还小有名气。

大鸡烟厂，是1942年秋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侦察工作组自筹资金创办的。开办之初，烟厂规模较小，工艺简单，仅有4名职工，产品仅“鸡”牌一个品种。办厂的主要目的是以销售卷烟为掩护到敌占区搜集军事情报。1943年春，山东军区后勤部接收该厂，扩大了投资规模，并将烟厂定名为“利华烟草公司”，将产品定名为“大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卷烟质量好、价格低，产品很快销往连云港、上海等地。1945年，随着战事即将结束，生产环境日渐好转，烟厂有了进一步发展，先后两次购进了3台小型卷烟机，并高薪聘请技师，专门负责技术指导。由于新设备、新技术的采用，烟厂逐步从手工生产转入机器生产，此时有工人200多名，每天生产卷烟2000余条。由于产品质量好、信誉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该厂所产“大鸡”烟曾送往延安作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烟。

1，根据地税收文件。

2，中原解放区抗大烟厂和大悟烟厂生产的牌号卷烟烟标。

3，大悟烟厂的印模。

进步烟厂，1942年由沂蒙山区根据地贸易局统调科科长张鹤树与历家庄进步农民历宝志合资经营开办。开办之初，烟厂仅有3名工人、3间房和1台土切丝机。尽管条件简陋，但经过工人精心加工，生产出的卷烟色泽很好，吃味醇香。张鹤树每次到局里开会都带上几条让大家品尝，大家都说“真好”、“真进步”，烟厂从此定名为“进步烟厂”。由于产品质量好、销路广，仅开工3个月就盈利1.5万法币。随着经营状况的好转，入股者不断增加，业务不断扩大，到1945年底，烟厂已发展到拥有10间房、100余名工人的规模。

此外，在鲁南军区还创办了“泰和祥卷烟厂”和“东海烟厂”，生产“黄猫”、“金虎”牌卷烟。

这一时期，根据地的烟厂基本都是手工操作。炒烟丝的大锅、烟丝刨刀、手摇卷烟机是工厂的主要设备。

1945年，抗战结束。随着东南地区民族卷烟工业的复苏，西南边区的大批手工卷烟产业渐渐地消失殆尽，但抗战大后方以及根据地的小烟厂仍然在摸索中发展。毋庸置疑，这些卷烟工业的探索为此后新中国卷烟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本文图片分别由中国烟草博物馆和上海烟画收藏家冯懿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