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正当时

讲述人：李益三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党组书记，中国烟草总公司原经理

1937年，日本人从上海向江苏进攻。我当时正在镇江师范上学，学校也解散了，我们这些学生就只有回家再说。回到家的时候，共产党的队伍已经逐渐发展了起来。1938年，我们一群学生从苏北老家到山东临沂参加革命，当时八路军司令部在那里，共产党很欢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住在一个土地庙里，地上铺上草，晚上就睡在那里，吃的是老乡送来的煎饼，弄来时有些都发霉了，可总算是有吃的了。在那里的政治学习班学习了4个月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游击队。

不久，我们的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9旅，再后来9旅发展成新四军4师，当时的副师长是张爱萍，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一路打到安徽泗县洪泽湖附近，在那里，我战斗、生活了许多年。当地土匪很多，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消灭土匪。然后，组织老百姓搞生产，老百姓对部队感情也很深，给我们不少帮助。在战争中，队伍也渐渐成熟起来，打了不少胜仗。

我们4师有个骑兵团，有100多匹马，我当时是区长、区委书记。有一次在淮北，得知日本人要到附近的村庄抢劫，我就通知骑兵团埋伏在两边。结果日本人真的出现了，其实就两个班，剩下100多人是伪军，我们一个人在前边喊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类的话，告诉伪军如果反抗就会被消灭，然后骑兵团出击。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消灭了十多个日本人，我们伤两人，被打死两匹战马。

当然，危险也是常有的。我负责的区域，离日本人的炮楼最近的地方就十几里路，很近。我也算当地共产党的“头头儿”，日本人多次专门派人抓我。一天晚上，我在睡觉，日本人抓了我的一个哨兵，问：“李益三在哪里？”结果那个哨兵向另一方向指路，其实我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睡觉。这样的事情还有几次。

抗战胜利后，李益三夫妇奔赴东北途中。

除了日常的战斗，统一战线工作也很重要，我们要联系到伪军，和他们谈，让他们不要帮助日本人。工作是有效果的，那些伪军看到我们打日本人就不开枪。后来抗战胜利，很多当过伪军的人见了我们都认识，还有些人经过挑选，被改编进我们的队伍。

抗战胜利后，我被派往东北工作，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那段战斗、生活的经历都难以忘怀。

我只是走过来了

讲述人：郑旭 中国烟草学会原秘书长冀东地区1935年就被日寇占领了，1938年7月，冀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抗日大暴动。当时我16岁，正在北京通州一所学校读书，抱着“抗日救国”的思想，跟着哥哥参加了暴动。

一开始我在八路军一个支队做宣传员，之后在东北。抗战工作主要分这么三个方面：一是武装斗争，就是正式部队直接的武装反抗；二是地方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提供军需物资，巩固地方政权，消灭汉奸、特务等；三是地下工作，就是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收集情报、宣传抗日。我抗日七年，主要是在地方工作，1939年8月曾一度被派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负责收集情报。有一天，我出去办事回来，刚到门口，就看到20多个日本鬼子端着枪进去了，这时看见食堂的大师傅向我一个劲地摆手，意思是让我不要进去，那些日本兵可能就是去抓我的。后来被证实的确如此。当时我们地下工作被叛徒走漏了风声，日本人就去抓人了。我匆忙地走了，连行李也没有带出。直到1987年，我才打听到那位师傅的下落，去看望了他，是他救了我一命呀！其实在抗日战争中，老百姓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我们的抗日战士，也正是靠全民的团结一心，我们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2年初，有一次我们20多人在一个村庄开会，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已来不及撤离，是村民们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们。老百姓真好呀，他们为了保护我们的抗日战士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有的时候，宁可让全村房子被烧了，也不泄露抗日秘密，这种事情多了。

抗战时期造就了很多英雄，他们用鲜血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我们当时一起参加抗日战争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很多人当时都还很年轻，抗战的胜利算是对他们的安慰吧。其实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即使有点，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来说，又算什么呢？只能说，我活着走过来了，走得比较艰苦而已。

那只是些普通工作

讲述人：南屏 中国烟草总公司原副经理1940年，抗战形势已非常严峻，武汉、南京都已经失守，而国民党却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7年，我正在河南安阳高中读高三，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周围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民族觉悟促使我不愿做亡国奴。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我于1940年1月去了延安。

当时，延安开办了很多培养各类干部的学校，陕北公学就是其中之一，是党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我到延安后首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年半的学习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同时，我也确立了自己的三个奋斗目标：通过学习初步了解革命理论；在艰苦的生活中接受锻炼，做到不掉队；工作后努力搞好业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由于日本侵略者在黄河以东虎视眈眈和国民党20多万军队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严峻。我在延安时，由于家庭条件差，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活比较困难。伙食基本上是两干一稀，早上喝小米粥，没有菜，粥熟了以后放点盐进去搅搅就可以吃了，中午和晚上吃小米饭，吃的菜也只是土豆、萝卜之类的，吃肉和馒头的时候很少。生活用品也比较缺乏，没有肥皂，就拿盐碱地的碱土用水泡，然后再用这些碱水洗衣服；没有牙膏就用咸盐漱口；没有鞋穿，只好把别人扔掉的草鞋拿来补补，接着穿。

为了解决战时经济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始种粮、种菜，女同志和一些体弱的男同志纺羊毛、织毛衣。通过大生产运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冬季，冬衣、棉被基本上可以解决，有时还发一件衬衣；夏天，一人一件单衣，一人一天吃一斤菜也不存在问题，吃肉也不困难。大生产运动对解决战时困难意义重大。

不管物质条件怎样艰苦，延安人民的精神面貌非常好，文娱活动很丰富，到处洋溢着歌声，有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如冼海星）都在延安。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也极大地鼓舞着我。1941年8月，我被分到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工作，职务从科员、科长、督察员、督察室主任到分区的局长，延安时期我做了9年的税务工作。当时税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货物税，包括出境税、入境税、过境税和产地税，其中以入境税为主要收入；二是营业税，采取下达任务、民主评议的办法征收。陕甘宁边区每年的税收有几千万边币。另外还有一些牲畜交易税、粮食交易税等相对比较简单的税。工作很平常，作为党最早一批税务干部，我只是做了一些具体的税务工作。

宝塔山下一路来

讲述人：马尔赤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原副经理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才八九岁，儿童时期初步接受了正义的抗日爱国教育。1941年，我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师范学习。绥德师范是一所由边区教育厅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力量的学校。由于绥德县距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山西省西部很近，当时日本也在窥视陕甘宁边区，我们经常遭到日军的空袭。绥德的抗日气氛十分浓厚，1941年后，国民党消极抗战和日本进行和谈，同时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本来就经济落后，又是抗战的总后方，经济负担很重，加上国民党的包围封锁，经济处于异常困难的境地。我那一段的学生时期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更缺少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冬季也只能穿着单衣和单布鞋坐在零下20℃的教室里听课。但是，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在边区政府的统一布置下，学校也开始进行生产运动。全校师生一边教学、学习，一边劳动——种粮、种菜、养猪等。学校的生活使我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教育和锻炼，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但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还需更多的机会锻炼。

1944年我从绥德师范毕业，正式加入革命队伍。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我们这期学生毕业后基本上去最基层的地方工作。参加工作没有工资，都是供给制，生活还是艰苦的，但我们没有怨言，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把工作搞好，早日取得革命胜利。那时我还不到16岁，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年龄大了，他们很希望我留在他们身边工作，但是由于受过革命思想的教育，我依然听从党的安排，去陕甘宁边区艰苦的南部地区工作。

1944年7月的一天，我们一行数十人，背着行囊，开始从绥德县出发，向南行走。每天大概步行80里路，先到了延安，再向南到达马栏镇，一个多月后来到陕甘宁边区最南边的一个名叫柳林的小镇——现在是陕西省耀县的一个镇子。那里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由于水质受到污染，当地很多人都得了地方病，例如大骨节病，个头长不高。我的身体发育也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年龄比较小，我被分配到柳林的银行货币交换所工作。柳林位于国民党统治区和边区的接壤处，距离国民党军队的驻地还不到1公里。为解决困难，边区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边区货币，通常也叫“边币”。为防止国民党的货币扰乱边区市场，边区政府禁止国民党的货币在边区流通。但是双方还需要贸易和人员的一些往来，因此在柳林镇设立货币交换所，从国统区来边区的人员必须把国民党货币兑换成边币，才能在边区使用。另外，货币交换所还为生产、流通，尤其是和国统区进行贸易服务。柳林镇往南就是国民党控制的富饶的陕西关中地区，因此与国统区进行贸易从柳林走比较方便。我们在国统区采购边区缺乏的必需品，如棉花、布匹、药品、纸张、油墨等办公用品，大多在柳林镇转运，边区的食盐和其他物资（药材、皮毛等）也从柳林运出，换回边区所需物品。

陕甘宁边区虽然不是抗日的直接战场，但是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巩固、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极为重视的一项任务。党中央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视，1944年3月，陈云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抓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边区党政机关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物资不足的困难，同时也很注意边区经济的发展。例如，一些县的县长也带领群众将边区的食盐运往国统区，以换回我们必需的物资，来支持抗战。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时期，我从货币交换所到边区银行的分行、总行及西北，以后到西北贸易部，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做经济工作，为抗战的胜利，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做了一点贡献，虽然仅仅是一颗螺丝钉，但还是感到非常自豪。

记 者 手 记

六十载，峥嵘岁月成沧桑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整整60个春秋，然而，在那些曾经亲历其间的人们心中，它却永远被铭记。

皱纹、白发、颤抖的声音以及在缓慢叙述中眼角渗出的泪水。

就在他轻轻擦拭眼角的那一刻，作为倾听者的我们，甚至不知该为他们沧桑的叙述附和一个什么样的表情。我们只好也闭上眼睛，试图在他们的叙述中，体会那片战火、那段光阴、那个不屈的青春。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他们将青春、明天与国家的命运和尊严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没有一丝间隙，没有一句怨悔，只有义无反顾。

他们因之而高兴。当独坐清晨、冥想黄昏，记忆使他们成为世上最为安详的老人。我们清晰地看到几十载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痕迹，但是我们无从体味，时光如何将岁月刻入他们的心灵深处。这些已经将名字镌刻在中国烟草历史上近20年的长者，这些历经烽火岁月，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让我们除了崇敬还是崇敬。昔日峥嵘已成沧桑，而回顾那段沧桑，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不再孤独，让我们不仅仅站在现在，更看到我们这个饱经战火的民族一路走来的身影。

编  后

60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痛苦的记忆却永难忘怀。国弱受人欺，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苦难历史，每一页都在诠释着“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抗战史，聆听国家局机关老同志讲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就是为了牢记历史，并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抓住机遇、奋发图强，推进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