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思绪总是会不知不觉地飞回到那里，飞回到10年前工作过的烟叶站，飞回到那群山环抱的村庄。

1991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距离县城四十多里地的卧龙乡任乡烟叶站站长。卧龙乡的驻地是卧龙村，它四面环山，不到村口是看不到这个村的。村南有奔腾不息的卧龙河，村西一条从南边流来的水渠流经整个村北，而且所有水系的源头都在乡内，水质清冽，在山间蜿蜒流淌，潺潺作响。村前村后棋盘般布满水田，一到春季，人们就在地里搭上塑料棚，培育稻苗，人声、拖拉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单调枯黄的土地上，勤劳的村姑五颜六色的冬装还没有脱去，远远望去，各色羽绒服为大地平添了一片动人的生机，北国的冬天就是这样被人们用劳动的激情赶走的。

工作中，我常常需要在田埂上、山林间看烟田长势，查病虫害，感受了春的娇艳、夏的火热、秋的充实。我在这里工作了6年，深深地爱上了这如画的景致，也爱上了这里勤劳的人们。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感觉了。

刚到烟叶站时，明显感到烟叶站与烟农之间还存在着韧性十足的隔膜，烟农虽然种上了烟，却对烟叶站敬而远之，安排下去的生产措施也不能及时到位，我明白这是对烟叶站的不信任。可是如何改善，我一直没有好办法。正在我理不出头绪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却让我们与烟农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一天午后，天空中乌云翻滚，一场冰雹骤然而至，栗子大小的冰雹下了五六分钟，烟株七躺八歪只剩下了一个秆。当我推着沾满泥水，已经骑不动的摩托车赶到地里的时候，看到的是三三两两的烟农，男的表情木然地看着我，而女的不是眼含泪水，就是蹲在地上哀哀地哭着。更有人高一声、低一声地咒骂着，或咒老天，或骂动员他们种烟的我们。同样心痛的情绪下，我无言以对，只好把受灾烟农召集到一起，动员他们到地里清理碎叶，及时打药，防止发生病害；受灾严重的种烟户，让他们改种秋菜，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告诉大家，乡政府和烟叶站已经为全乡的烟田买了保险，一会儿，保险公司就来勘察现场，确定理赔数额。烟农听了我的话，情绪好多了。随后，烟叶站全体人员到受灾烟田，统计受灾面积，帮助整理烟株，每人身上都沾满了泥水。

从那以后，不知不觉中，烟农开始跟我们亲近起来了。走在田间地头，他们渐渐跟我们打起了招呼，或让我们停下来喝点水，询问一点种烟的事情；或在地里远远地招招手。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不再只是到烟地里指导烟农生产，而是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边与烟农唠着家常，边顺手帮烟农做一些事。多年来，与烟农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有时，他们会让我们到县城给他们捎些东西，而我们到村里时，烟农会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等我们，“带上点刚摘的豆角，回家尝尝，这是不上化肥的”，“这柿子好吃，拿几个吧”……几年下来，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和激动的事情发生，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沟通着烟农与烟叶站的良好关系。

我体味着这种变化，感悟着农村工作的简单与复杂。烟叶站与农民的关系，可以复杂到认识多年，见面却如同陌路人；也可以简单到认识三天，家里吃点好东西就来找你。其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你能否真正地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办一些事情，如果你做了，你就是门里的人；如果你没做，你就是门外的人。就这样简单。

1996年，当我因工作需要调离烟叶站的时候，我觉得只是一次短暂的分离，就像孩子的一次出行，没几天就会回来。可是，工作越调越远，近10年的时间竟没有回去一次。我怀念那段日子，怀念那段人与人之间纯朴、友善、简单交往的时光。如同那风景一样，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