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杨俊

我常想，若不是出于一种铭刻心扉的牵挂，不是深埋心底的爱与激情，是不可能常年累月在这千山万壑、峰连岭接的古陆高原上流连的。

此时的阳光，澄澈得像一根根绷紧的琴弦，在棕黄土地、清绿草叶间流转。正是油菜花开季节，依山蜿蜒的梯田上，橙黄的油菜花随着我起伏的思绪蔓延。贵州难得的晴好日子里，我的脑中却浮现起前些天接触的那个面目和善、说话温柔的女人黄贵萍。她年轻时候，走在比这差百倍千倍的泥石路上，在暮色里低沉的雨云下，赶往那让她牵挂的地点，来到驻留在外的他的身边。

如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恋，也是很难承受这颠沛之苦的。她的丈夫却在过去的十几年岁月里，每月驱车三四千公里，奔波于悬崖峭壁的山路上，追逐他牵挂的烟叶、烟农和挚爱的土地。而我在据说是贵州最好的公路上赶路大半天，来到距离贵阳最近的楠木渡镇烟叶站时头已晕晕沉沉。据说这样“近距离”的地方，他只会抽周末时间来，其他时间一般用在了离得更遥远的山区小镇。

推开车门，便看到了地头劳作的黝黑的农民。谈到经常来这里，给了他们诸多指导，带领他们脱贫的贵州省局副局长杨俊，他们立即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认识，认识，杨总我们认识。不仅这个镇，贵州全省只要是种烟叶的地方，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的足迹遍及贵州烟区的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收购站。

“杨总和我握过手，和好多人都握过手，就是县领导，也从没和我们握过手啊。”淳朴的山民还把领导和自己握手的经历清晰地记在心间。“他不嫌我们手脏哩”，接过农民递过来的廉价烟，他就放在嘴里，吧哒吧哒地抽，掰着手指和农民算起账，粮食菜油还有烟叶，在他心里拨拉得非常清楚，烟农在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中，明白了怎么种烟比较赚钱。

“我爷爷是老农民，爸爸是烟农”，他十几岁的儿子这样称呼教授爷爷和高级农艺师的爸爸。不仅他儿子这样，就是省局里的同事，也叫他“烟农”。很多人都直呼其名，他也从来不生气。烟农和烟农之间当然无话不谈，他很好相处，如同他的生肖“牛”之于农村、土地间的默契。泥土本色一般的亲和力，不扎眼但很温暖。和基层烟站的普通职工同吃同住，在田间地头授课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与大家曾度过贵烟的辉煌年代，也与大家共同承受了贵烟的大灾大难。如今，贵州烟草二次创业的时候，他依然守在大家身边。

卖烟叶把脸笑酸

很多人都不曾忘记上世纪90年代末贵州烟叶超种超收超贮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使贵州从“一云、二贵、三中华”的灿烂岁月，一下跌入了气血两亏的深渊。黄灿灿的金叶，已不是贵州烟草足以骄傲的资本，人们望着堆积满地、藏贮不力的烟叶发愁，怎么把它卖出去呢？

贵州烟区最困难的地方毕节，曾牵动着国家局党组，牵动着姜成康局长的心。“毕节太困难了。毕节在贵州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贵州在全国所处的位置。毕节能走出来，贵州必定能走出来。”那时仅毕节一个地区明亏、潜亏就达17亿元。

贵州烟叶要迈出气血两亏的境地，绝不是人们构想一两个奇迹就能轻松办到的事。1999年4月，当杨俊从科教处处长的位置受命为省公司副总经理，铁了心要奋力一搏的时候，还没料想到要经历这么多困难。

“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接管时我对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也不知道后面要经历什么。1997年以前我任省烟叶生产购销公司副经理的时候，主要抓烟叶生产、收购，对于烟叶销售这一部分的难度，还没估计得那么大。”由于烟叶供求特性存在差异，1997年烟叶超种时，贵州烟区的账面上还稍有盈余，到1998年出现赤字，再到1999年，形势已是急剧恶化了。商业库存烟叶高达560万担，向农民打“白条”2亿多元，资金周转极度困难。作为接管贵州烟叶工作的省公司副总经理，杨俊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大。

贵州烟叶要走出低谷亟待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调整烤烟生产布局，压缩烟叶库存，推行订单农业；另一个是烟叶货款清欠和回笼。杨俊一上任，就一头扎入了这两项极其艰巨的工作中。

和农民交谈起来，特别自然。

由于农民种烟利益与政府税收紧密相连，调整布局和严格控制收购量，这项工作牵涉多方利益，做好它谈何容易。杨俊和省烟叶生产购销公司的同志，不论走到哪里，都主动拜访当地政府，给他们讲国家烤烟发展的政策，讲为什么要进行烟叶布局调整。为此，他尝过的委屈和冷落也不计其数。

“一次我回家很晚，家里黑着灯。我拧亮灯一看，他居然坐在沙发上闷声不响。我吓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在协调关系时受了很大委屈。那天我清楚地发现，他的头发这几年白了很多，为烟叶都愁成了这样。”杨俊的妻子说到丈夫为烟叶倾注的心血，不禁眼眶潮红。朋友们见到他们夫妻俩都说，咦，你的丈夫比你大很多嘛。其实，他们只相差一岁。

贵州烟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清欠货款，也让人万分头痛。当时全国烟叶泛滥，都在限产压库，烟叶有人接收已经很不错，还去催人还款，并还要继续推销烟叶，难度可想而知。

杨俊领着销售人员，跑市场跑销区，拜访客户。凡是外省来贵州的业务员，只要有时间，不分级别杨俊都要出面见见。现在很多外省烟厂业务员的名字，他都叫得上来。“想想也很不容易，20几岁的小伙子们翘着腿，杨俊都要上去求他帮忙。”跟着他卖烟叶的同志们说，为卖烟叶，我们到处陪笑脸，脸部神经都笑酸了。

“怎样难我心中都有一个信念，要尽快扭转贵州烟叶产销被动的局面，该求人就求人，该吃苦就吃苦。”杨俊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蹙起眉，皱纹漾开来，“但我们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感觉贵州人很'实'.”杨俊泥土般的亲和力，为他赢得了不少贴心朋友。

贵州烟草困难，国家局也急在心上。在国家局协调、贵州烟草人努力和多方援手下，2002年贵州烟叶商业库存下降到62万担，基本实现了合理库存；追回了三分之二的烟叶货款，烟叶贷款余额比1998年减少了38亿元；兑现了2亿5000多万元的烟叶收购“白条”，结束了贵州烟叶收购打“白条”的历史。

科技练兵一骁将

虽然贵州烟叶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杨俊和烟叶大军从最深重的灾难里走了出来。但他心里很清楚，走出大难后前面并非艳阳天。要驱散贵州烟叶天空的乌云，必须在观念上有根本转变。过去那种依靠规模扩张，产多少烟叶等于多少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转移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上来。而这就需要提高种烟人和收烟人的素质，利用科技兴烟，提高贵州烟叶的质量和市场信誉度。

“如果不转变，贵州烟叶仍会没希望，没出路。”坚定了这个想法后，杨俊试着采取多种形式说服干部职工转变观念，营造科技种烟的氛围。树人先树己，他自己十分注重知识的更新和积累。

“要让贵烟发展上台阶，首先我们的人必须站在一个高度看问题。你必须时时吸收新的知识，否则很容易被淘汰。而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杨俊年轻时喜欢绿茵场，从他不怎么伟岸的身材里还真看不出他曾是贵州农学院足球队队长。别看他现在身份是副局长，但曾经一起踢球的伙伴还会毫不忌讳地叫他踢球。而他听见“召唤”，只要手头无事，就会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赛场。但杨俊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太少，大部分都用在了业务和学习上。

他订阅了多种经济和科技期刊，时常上网了解国内外烟叶市场的动态。学农出身的他，秉承了教授父母的研究天赋，参加了“中美合作改进中国烟叶质量试验项目。贵州试验点”、“烤烟移栽期试验”、“烤烟打顶抹杈试验”等十余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摸清了贵州烤烟生产的最佳移栽期、最佳施肥量和最佳打顶抹杈时间。先后有10余篇论文、2篇译文和2部合作专著出版发表。

自身素质提高并非杨俊最终的目的，他的目标是：一定要带出一批科技兴烟的精兵，成功推动贵州烟草的二次创业，再造贵烟辉煌。他把这称之为“烟叶生产种植和分级的大练兵”，“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烟叶生产，怎么保证农民的利益呢？”杨俊严肃地说。

到目前为止，贵州省已培训烤烟生产技术人员和烟农200余万人次。每年都要对烟叶收购人员进行技能考试。“这绝不是一场容易的考试！很难，很难的。”楠木渡镇烟叶收购站的一名职工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的压力很大。”1993年自杨俊任副科长起，贵州出台了《贵州省烟叶生产技术规范实施方案》。这项由杨俊拟定的方案打破了过去生产归生产，收购归收购，“井水河水两不犯”的历史。像一座桥梁，他将规范经营引入了贵烟的生产与收购中。

2003年11月，国家局在海南举办的首届全国烟草行业烟叶分级技能大赛中，人们想象中人才资源比较匮乏的贵州，居然有4名选手获奖，其中第一名和第九名都是贵州选手，贵州的成绩名列全国榜首，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比赛结束那天，杨俊亲自给选手们接风，让参赛选手们高兴万分，同时也非常感动。

一年中的三分之二

对参赛选手的关爱只是我们的“管窥”，杨俊对基层职工的感情，对烟农的感情，如同他对烟叶的感情——炽热包藏内心，亲切无需言语。

从在农学院授课的父亲那里，他从小就了解了很多与泥土有关的东西，譬如泥土上的一节节庄稼、泥土上劳作的人们，他自幼懂得了农民的辛劳，也使他对泥土的一切情有独钟。

从农学院毕业后杨俊本可以挑一个好单位，按照父亲的意愿到了金沙县沙土乡烟叶站蹲点，接受基层的锻炼。那时候，牛在池塘的那边洗澡，杨俊和他的伙伴就在池塘的这边打水喝。没有电，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夜半两点还得起床看气象，做试验。那段时间杨俊晒得黝黑。他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的黄贵萍，乘坐拥挤的长途汽车，再搭乘别人的单车，花很长时间去他蹲点的地方看他。

杨俊的父母说：“我们欣慰，这么多年他们夫妻俩从没为不能经常在一起红过脸。杨俊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出差，他出差基本是在乡下、在基层。”而杨俊的妻子，从结婚到儿子出生，最辛苦的岁月是她独自承揽过来的。她一人艰难地把大块煤团从一楼搬到六楼，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放在垫了两层被子的洗衣机机筒里，一边炒菜一边用眼神和儿子交流。在外忙累了的杨俊一回家，就会打起精神来，洗衣服、洗菜、拖地，帮妻子做这做那，“心疼都来不及，时间那么宝贵，怎么舍得去生气？”黄贵萍这样说。

到收购站指导基层职工收好烟

一年中的三分之二，杨俊出差的绝大部分精力用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对基层职工进行培训；二是和农民打交道，对他们现场指导，还是培训。

“农民很苦，我常对基层职工讲，烟农是我们的至亲至爱，有了这种亲，这种爱，才能把烟农的冷暖放在心上。”基层的同志说，杨俊下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在严格执行国家烟叶收购等级标准的前提下，一定要照顾好烟农的利益，绝不能压级压价。

“但是，很多很简单的技术操作农民不懂，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譬如，肥料施下去前要和土壤拌在一起，避免烟苗被烧坏。可有些人不懂，就必须一项一项对他进行指导。我希望通过培训，让每一个种烟农户家里都有一个明白人。”跟着杨俊跑烟田的同志都知道“跟着杨总跑，早饭要吃饱”，因为下乡的地点山高路远，到那里经常过了午饭时间。由于长期疲劳使用，他乘坐的那辆旧车钢板断裂、刹车失灵是经常遇到的事。杨俊曾坐着只有手刹的车继续下乡，给农民们普及科学的种烟技术。

与农村、基层长时间的亲近，使普通的基层人员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对他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什么心里话，都乐意向他倾诉。只要他在家，电话总不断，多数是基层一线的职工找他反映问题和困难的。而他，也总是竭尽所能地替他们想办法。

争与不争，为与不为

常年在田间奔走的杨俊，似乎真把天地当成了寓所，即使一直住在63平方米的居室里，即使有两次调整住房的机会，他也心甘情愿把机会拱手相让。

人们都觉惊讶，无论按职务按工作年限，杨俊分到房子是没有异议的，一些处级干部们也都分到了比他面积大的住房。但是杨俊没有要。大学同学和朋友来看杨俊，凑在他那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不由地感叹：“怎么这么窄，还不如我们普通职工呢，真是个窝囊厅官。”虽是句玩笑话，可还是表达了众人的不理解。

杨俊则笑笑，父母也不在这住，三口之家，能住就行了。贵州烟区这些年比较困难，也一直没有建什么房子，有一些职工住房条件更差。我征求了一下夫人的意见，她也同意我把房子让出来。

有一些事情，杨俊看得比较淡。人的一生，很多时候不就是三餐一宿吗，也没必要争什么。同事们甚至很少看他穿西装打领带，有位同事拿来他的照片，上面的杨俊穿着中短裤，一件普通的T恤衫贴在身上，瞅着烟叶开心地笑。“这不是烟农是什么？”记者忍不住点头赞同。即使应本刊盛情之邀接受采访，杨俊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想起那些在基层吃苦的人们，他说，我们的镜头应该更多地去关注那些人的生活状态。因为，他是从“他们”之中走过来的。

但是，对于贵州烟草的二次创业，对于贵烟的振兴，不论怎样拼命，杨俊都会为之一争。

从贵烟大难中走出来的杨俊，在烟叶大军中掀起科技兴烟高潮后，走进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年度。2001年，贵州烟草商业已开始赢利。2002年打响了贵烟发展史上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烤烟实用技术推广攻坚战。使得2002年贵州烟叶收购上等烟比例从1998年的10.29%提高到33%，烟叶工商交接等级合格率增加了15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10个省的14家重点卷烟工业企业来贵州创办优质烟叶基地62.1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4.65%.全省40多万农户通过科学种烟，户年均收入达3500元以上，有的种烟户高达5万元以上。

“这几年，贵烟确实有所恢复，但这仅仅是初步。工商分设和以品牌扩张为纽带的跨省联合兼并重组，必将对未来的烟叶需求进行重新洗牌。谁能把握住这个变化，谁就能抓住先机。我们很有紧迫感和危机感。”透过去年年底全国烟叶工作会议传递的讯息，杨俊向记者分析烟叶发展态势，并说起了贵州烟叶未来的构想：要利用3年时间使80%的种植面积基地化，围绕市场做烟叶，围绕品牌做烟叶，重新打好贵州烟叶这张“牌”。（贵州省烟草专卖局供图）

短评

说说杨俊的政绩观

杨俊说，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最开心的是烟农收入这些年在稳步上升，要说政绩，烟农增收是我最大的政绩。这话说得何等好啊！好就好在这种政绩观追求的不是表面文章、“形象工程”；好就好在这种政绩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利益。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个人或谋到一个职位，或被委以重任，总不免想有一番作为，至少也得烧“三把火”，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一些人官瘾奇大，总想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为达此目的，往往处心积虑，挖空心思，甚至不择手段地大玩“政绩工程”。一个个开发区设立了，一栋栋漂亮大楼起来了，可老百姓的收入却不见增加，生活水平不见提高。这种人得到的是高官厚禄，位尊权重，苦了的却是平头百姓。杨俊显然不属于这类人。他脚踏实地、艰苦奋斗，20年间从未离开过土壤，离开烟农，离开烟叶。

他爱岗敬业。作为分管烟叶和科研工作的领导，面对560万担商业烟叶库存，面对居高不下的烟叶欠款，面对烟农手上的2亿多元烤烟收购“白条”，杨俊一面调整生产布局，压缩烟叶库存；一面马不停蹄地跑市场，拜访客户，拓展销售渠道，加快货款回笼。经过不懈的努力，终结了贵州烟叶库存居高不下的历史，追回了三分之二的烟叶货款，结束了贵州烟叶收购打“白条”的历史。

他心系烟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烟农服务，大力推广烤烟实用技术。他组织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烟叶工作数据库，并建立了4个国家级和1个省级烤烟优良品种繁殖基地，并在贵州创办了4.6万亩烟叶基地。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全省40多万农民通过科学种烟，户均年收入达到3500元以上，有的高达50000元以上。他始终坚持认为，烟农是烟草公司的衣食父母，是烟草公司的至亲至爱。他到基层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在严格执行国家烟叶收购等级的前提下，一定要照顾好烟农利益，决不能压级压价。

说起来，杨俊做的都是些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事情，没有一件称得上轰轰烈烈。可这普通里面饱含着杨俊对老百姓的一片至爱，这平常里头更是蕴藏着杨俊对老百姓的一片深情。（国家局人劳司 甘宁 刘明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