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明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其中，“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讲的是理顺大的分配关系。从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而言，主要是增强税收刚性，消除乱收税、费挤税现象，为强化企业预算约束、塑造真正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创造条件；同时，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做到税种一致、税率一致、优惠一致，为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从政府与个人的分配关系而言，主要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如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分类课征制逐步改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制，强化个人各项收入的源泉控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适时开征遗产税及赠与税，通过相关政策的设计，对过度集中的财产进行调节，进一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形成即期消费，鼓励和积极引导高收入阶层将部分财产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在农村，要积极稳妥地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着重讲的是完善微观分配机制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相对作用也是逐渐发生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在经济活动中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为了保证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运营，分配原则也必须相应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随着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多和科学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科技专利和管理能力带来的非劳动收入份额有所增加，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主要讲的是分配制度的基本理念。在分配政策上，既要强调利益导向，又要倡导精神文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有新的境界，在理顺分配关系时，仍然要提倡奉献精神，这也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体现。要防止收入悬殊，同时也要彻底打破在一些单位内部仍然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和工作积极性。此外，强调初次分配重效率，也是兼顾公平的效率，不是不讲公平；再分配重公平，也是效率优先下的合理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这就意味着政府一方面不会干预人们多赚钱，但另一方面会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保障过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因此，这一提法既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兼顾各阶层群众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

“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强调的是整顿分配秩序的工作重点。现在个别垄断性行业的收入畸高，与其提供的劳动并不相称，而主要是由于行政性行业垄断造成的。因此，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金融、保险以及自来水、燃气供应等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合理调节。市场秩序混乱也是导致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的根源，必须通过法制的健全来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对偷税漏税、权钱交易和侵吞公有财产等各种非法收入，坚决依法取缔和惩处。规范的分配秩序必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

当前，如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分配格局；另一方面要通过坚定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改革取向，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实现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目标，要认真贯彻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是扩“中”的基本手段。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通过提高所得税征收效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把一部分高收入地区、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收入转移到一些低收入地区、低收入行业和低收入人群，这是提“低”的基本措施。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在20%左右，到2020年要把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到62%左右，把高收入群体控制在20%，把相对贫困群体控制在8%左右，并且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这些相对贫困群体不再贫困，安稳地生活在贫困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