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30日上午，湖南省永州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办主任吕建国来到北京参加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2004年卷烟打假总结表彰会”，虽然这次受表彰的单位没有他所在的永州市局，但是会议特邀永州市政府作打假经验介绍。在他看来，这就是对永州烟草专卖打假工作的肯定和鼓励。然而，回首永州卷烟打假历经的几个春秋，这样的肯定来之不易。

假烟 禾亭制造

事实上，尽管永州市下辖11个县，但让永州的卷烟制假造假声名远播，甚至在全国能排上名次的“功劳”，有90%以上要“感谢”宁远县。说起宁远卷烟造假的历史渊源，最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人手工制作白包烟的时候，但是开始名副其实的制假售假，却是在烟草专卖制度逐步完善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与此相对应，永州烟草的专卖打假工作，也开始于这一时期。早在1985年，刚刚成立的宁远县烟草专卖局就已经着手应对当地民间的私自生产卷烟现象，考虑到当地手工制作卷烟时间较长的历史原因，采取了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当地居民转产转业。80年代末，手工卷烟制假的势头得到遏制。

但是，1995年开始，更为有组织的大规模机械制假出现在宁远县禾亭镇。到1998年、1999年的鼎盛时期，整个宁远县的制假机械达到12台，年产量也高达5万箱，这期间宁远生产的假冒卷烟最多销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此时的永州烟草专卖打假，也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这期间永州烟草在宁远的打假行动多达20次，出动人员2763人（次）、车辆498台（次），捣毁制假窝点30个，收缴了大量的造假机械，其中仅仅YJ14卷烟机就有15台。然而，这样的打假风暴似乎并没有伤及宁远造假的要害。

2000年左右，湖南烟草的一份“内参”上刊登了由记者陈净植撰写的新闻报道《宁远制售假烟为何愈打愈猖獗》，作者根据两个小时明察暗访的亲身经历，报道了永州市宁远县禾亭镇制售假烟的真实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中揭示了与镇政府签订了打假责任状的黄湘村村主任黄冬胜，竟然是造假的直接参与者。

此外，文中还用“猛于虎”来形容禾亭制假者的气焰。在永州采访期间，专卖办的吕主任向本刊记者讲述的两件事更是佐证了当时禾亭造假者的猖狂。1999年，外号“邹巴子”的禾亭镇禾亭村村民邹传贵被当地公安部门在一次打假行动中拘捕，但是由于取证困难，未能及时起诉。回到禾亭村的邹传贵，受到了同伙和手下的欢迎，他们大摆宴席、燃放鞭炮为邹传贵接风洗尘。另一件事则发生在1999年2月14日，唐燕青、欧来富、王森林等为首的禾亭制假分子，雇请歹徒四十余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200人，对他们认为曾经为烟草专卖部门提供情报的举报人行凶报复。两天时间，共打、砸、抄禾亭镇烟草职工1户，其他群众11户，打伤8人，损毁群众财产近10万元。

过去的造假窝点已经人去屋空。

宁远县是永州打假的重中之重，而宁远造假的重灾区则在禾亭镇。正是禾亭，这个在1∶4500000的中国地图上无法标明的小镇，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最初的两年里成为了中国卷烟造假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而永州卷烟打假工作的90%以上也正是围绕着这个禾亭镇展开的。

斩草 务求除根

为什么愈打愈猖獗？说白了，就是为什么宁远制假分子能够有恃无恐，能够屡禁不绝。采访中，记者见到了禾亭村村民邹传贵。此时的邹传贵刚刚服完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不久。沉默几乎主导了整个采访过程，但是，用邹传贵的话说：“不就是做个烟嘛，当时不觉得会那么严重。”他还对记者说，造假的确能够赚到许多钱，而且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原辅材料，只要你肯干，就会有人主动找你联系。换句话说，与卷烟制假的上游供货商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并不复杂。

在另一个曾经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村民刘树峰家里，他有些局促的坐在记者面前，手上的烟一支接着一支，在烟雾缭绕中，刘树峰表达了当时造假的另一种心态。“睡不好觉呀！”他说，“夜里都要起来几次，真的怕被抓。”记者提到邹传贵当时认为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刘树峰说：“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见不得人的，害怕被抓，但是只是觉得罚些钱就行了。”

就在集中机械造假的性质被这些组织者和参与者认为“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永州烟草为宁远打假下了“狠药”。永州烟草认为，造假的根源是利益的驱动，而能够滋生的重要条件则在于有人组织，甚者有人在造假中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之所以出现“反复打、打反复”的局面，关键因素也在人——造假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此，“驻镇”和“打人”成为永州烟草斩草，同时力求除根的手段。

所谓“驻镇”，就是烟草专卖人员和一个班的武警部队长期驻扎在禾亭镇，与此同时集中、重点打击当地的卷烟造假行为，改变以往的打假行动一结束就走人的做法。打假行动重在长期坚持，不仅行动中狠打，行动后由驻扎当地的专卖人员和武警部队共同负责防止死灰复燃。从2001年6月到2002年4月，一个班的武警战士经相关部门批准进驻宁远县禾亭村近一年时间。与此同时，永州市局还在禾亭镇非国道交通路口设置了四个专卖检查岗，专门检查过往车辆是否携带卷烟制假所需材料、设备和制造的假冒成品烟。经过一年的努力，永州烟草在武警部队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有效打击并遏制了当地的造假势头。

随着打假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永州烟草也相应调整了宁远专卖大队的工作重点。

“打人”则是永州烟草内部习惯的说法，而且是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打人”就是克服以往打假打设备的单一做法，对人抓了又放的做法。在永州烟草看来，如果不能对造假分子依法进行严惩就很难根治禾亭镇卷烟造假的“顽疾”。打假行动不仅仅要收缴造假的机械设备和原辅材料、成品烟，更要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触犯刑律的要一追到底，不允许再出现“邹巴子摆酒庆功”这样影响恶劣的事件。迄今为止，在打击宁远卷烟造假的过程中，依法判刑6人，送劳动教养8人，由此带动7人投案自首。法律严厉的惩处为当地群众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警示了企图负隅顽抗的造假分子。

功成 身不能退

下狠药，自然见效快。短短一年多时间，永州烟草成功消灭了宁远县禾亭镇的卷烟造假现象。在2002年4月武警撤出禾亭镇之后，永州烟草并没有撤走自己的专卖打假队伍，而是在禾亭镇专门常驻了一支20人的专卖大队。用专卖办吕主任的话说，就是特事特办，对于禾亭这样的地区，必须从习惯上、收入渠道上把工作做到位。

专卖大队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当地集市上播放烟草专卖法的广播宣传，分户到人，每个专卖队员都有各自负责的农户，专卖队员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过去曾经组织、参与造假的相关农户转产、转业。

黄湘村曾是禾亭镇造假最为严重的村之一，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曾经为假烟生产提供炒制烟丝的黄河万。尽管他拒绝了记者关于过去参与造假情况的询问，但是谈及目前的生产、生活，他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他向记者介绍，在当地烟草公司的帮助下，自己承包和转租了67亩耕地，每年上半年种植烟叶，平均每亩收入超过2000元，毛利在1000元以上。由于他种植面积大，镇上奖励了他一辆摩托车，他自己则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县烤烟种植能手。为了这67亩烟叶，黄河万新修了3个烤房，每个投资近3000元，当地烟草部门给了他每间烤房400元的补贴。此外，他还有一亩鱼塘和一个小型的养猪场，每年的收入在6万元以上。

与黄河万的经历类似，邹传贵和刘树峰各自开了自己的酒家，邹传贵还购买了一辆东风货车，由哥哥负责，在广东佛山跑陶瓷瓷土运输，每吨可以赚到100元运费。邹传贵形容自己的心情用了三个字——“真怕了”。而已经是四方酒家老板的刘树峰更是坦言，现在睡得好，也踏实，明年准备筹集资金包下100亩烤烟田，投资20万元，如果顺利，明年年初收获时，就应该能收入30万元。

离开禾亭镇时，记者看到专卖大队屋顶上“巩固禾亭打假成果”的标语。专卖队员告诉记者，考虑到大规模打假行动已经结束，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将以巩固为主，他们也相应调整了宣传的角度和措辞。永州市局的陈雄四局长坦言：“打假大队什么时候撤出，我没有时间表，只要制假的利益驱动没有变，滋生的土壤还存在，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说完成。”（作者注：文中邹传贵、刘树峰、黄河万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造假之疾和打假之痛

毫不夸张的说，打击假冒商标卷烟生产和销售是烟草专卖部门的天职。正因为如此，当地政府和永州烟草部门才会发出“造假行为猖獗，打假行动愈切”的呼声。然而，在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的过程中，制假分子使用的机械、原辅料，甚至雇用的工人，都与行业有着某种不能回避的联系。宁远打假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卷烟盘纸，来自于湖南省内隆回县的一家曾经合法生产盘纸的造纸企业。这些盘纸如何流失？又是如何到达造假分子手中？对我们来说是一串问号，而曾经造假的邹传贵却说：“很容易搞到”。问题出在了哪里？值得思考。

造假之疾，病及社会，而打假之痛却痛及行业，经费问题就是专卖打假中行业必须承受的痛楚之一。在宁远县禾亭镇的打假大队驻地，记者看到的是专卖队员简单的甚至有些简陋的房间。而在宁远县几个烟叶仓库中，暂时存放的成品假烟、原辅料由于没有专门的处置经费，已经“暂存”了两年之久。近些年永州烟草为打假投资将近2000万元，对于身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永州烟草来说，打假之痛也真的是身有感触。尽管如此，永州烟草毫不犹豫地坚持在禾亭设立专卖大队，治疾去痛的决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