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村庄的隐痛

若以商丘为圆心，以3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块缩聚了千年金戈铁马的中原腹地如今是中国1亿多农民“面朝黄土讨生活”的贫困村落。

在同一个黄淮流域，这是两个相临的城市，商丘与亳州。从初冬低沉如水墨的雨云下，穿梭50公里到另一个城镇的时候，还没有穿越那片清冷与苍凉，当然还有上一个村镇带给我们的深深感伤。

亳州牛集镇元庄。

一群正吃力地从拖拉机上抬水泥板的农民暂时遮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在盖新房子，为娶媳妇、生个白白胖胖的娃、儿孙满堂绕膝转。为了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命理想，他们借钱欠债盖房，这个村里已经看见了好几幢已经盖好的等待嫁娶的水泥房。

这并不是个富裕的村，由于降水量异常，这里连续三年夏秋时节已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

水泥板终于卸了一半，拖拉机非常善解人意地停在一侧给我们让路，片刻休息中一个老汉接过别人递的烟，整张脸惬意地松驰下来。我们走向前去，再递给他一根烟，他非常腼腆地说还有，还有，不要。但目光却没有收回来，最后很高兴地接了过来：“真是过年了，过年都抽不上这么好的烟呢。”

他苍黄泛黑的指间还夹着一根他帮忙的那户人家招待客人用的烟，香梅牌，2元1包。这个老汉姓陈，他居住的这个村庄以前曾是皖北重点烟区，近几年来黄淮烟区严重萎缩以及安徽省“北烟南移”的整体战略部署，这个烟区已经没有订单了，但老百姓出于习惯和传统还在自发种植。陈老汉种了5亩烟叶，但烟叶质量不是很好，种出来后褪色。

他说，我还种了一点小麦，你看那绿油油的一片就是，他伸手指了指远处，那条黛青色的天际线下，只见棕黄的土地上点缀了一些刚冒出头的小家伙，还没有绿成一片。

他算了算自己的收入，七分地，如果收600斤，每斤小麦0.7元收购价，可以获利420元；种烟叶卖给省内不划算，前两年卖给河南收烟叶的人，卖得好每斤可以到5元，但安徽收烟叶最多也就卖3元，签合同的时候我们都悄悄把烟叶卖给河南。如今种烟不下合同了，种小麦今年也能卖得起价了，种烟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我们还是少种了一点卖给河南人。

“他们（安徽）说这里的烟叶质量不合格，就不收购了，那为啥人家河南人还是要呢？

“那恐怕不是烟草公司的人吧？”

“都是做烟的，‘那里’有一个村庄，村里很多人家都在自制烟，需要的烟叶多哩。烟草的人管了，也没办法。”

他继续他的计算，420元的粮食收入，再帮人干点零活比如搬运水泥板可以来点钱，今年的烟叶指望不上，不亏本就十分不错了，再减去化肥、种子农药、煤炭等生产资料的开支，不算农工的情况下一年净收入也就500元吧，我们村里好多人赚了20多年的钱才能给儿子盖房，还可能欠账。

“那你们抽什么烟呢？你这里有烟末卖吗？”

得知这个村庄的北边就是河南，记者想起在河南商丘芒山镇调查的时候，那一群好奇围观在记者身边的农民们，想起他们说：“从去年开始就买不到一块钱的烟了，一下子涨到一块五，怎么抽得起？我们就去早市上买烟丝，是新疆莫合烟呢。从老远的地方邮寄过来的，也有运过来的。在新疆卖0.48元1斤，我们这里卖1元钱1包，用一张废纸这么一搓一卷，可以抽一个礼拜。劲头很大，很过瘾呢。”

贫困县城的小店里，低档烟是俏货。（石开 摄）

我以为相隔这么近的两个地方，情况应当是差不多的吧，但是不想他回答：“没有卖烟末的人，我们也不抽烟末。”

为什么呢？难道这里的集市就没有人赚烟末的钱？看着我们的疑惑，他说：“没有卖烟丝烟末的，抽烟末丢脸让人看不起哩，”他的语调突然高了起来，“但是现在的烟也太贵了，要两斤麦子才能换1包盒烟！只好由1天抽2包改为1天1包。还是觉得贵，我身边一多半的人都戒烟了”。

说着，说着，缓缓走过来几个年纪较大的老人，其中两个人两只手互相蜷缩在袖子里，褶皱的衣服褶皱的皮肤如秋冬忘在了枝头被打过霜的柿子，有一个很明显耳朵不是很灵了，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老汉说，盒烟？抽不起了。过去种点烟赚钱，现在不种也不烤了。为什么不烤？傻子才去烤，你算算煤炭涨价了，烤1斤烟叶要9毛钱，烟叶才卖多少钱啊？孬一点的市场上才1毛5一斤，太划不来了。

“不是说粮食涨价，下低等烟叶也要提价吗？”记者探问。“涨价，不可能，再说只涨一点点管什么用？”这些曾经既是烟农，现在还是吸烟者的人向同去调查的烟草公司的人抛去一个问题：“烟卖得那么贵，你说种烟咋就不挣钱呢？”

成本涨了，现在连假烟都涨价了。“我们这里没有烟丝卖但有假烟卖，以前假烟1元钱可以买3包，现在5毛钱以下的烟也没有了。假烟没有消过毒，用硫磺熏过的，抽了不好，但不抽不行，抽了40多年的烟了，戒也戒不掉。”其他几个老头都嘿嘿地跟着附和。

一个老汉庆幸地说：“还好，我们还能买到1块1的烟，什么牌子记不得了。”旁边有人提醒是“富贵红香梅”。“还有1块2的蓝香梅，比河南好多了，那里已经没有1块5以下的烟卖了。他们经常对别人说，1块钱的烟没有，要买上安徽买去！”庆幸的同时，觉出了这句话的某种轻蔑，不由微露愠色。

这个路口正好有一家从外面怎么也看不出来形状来的“商店”，很容易让人想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到10平米的小屋，被过道切割成一边是柜台，一边是暗得不知何种色彩的一床被褥。柜台里的卷烟可怜巴巴就几包。“太少了！”那个40多岁的女店主几乎就有点激动：“1块钱的烟现在根本就没有了，1块2的烟也太少，就这么几包。”她举起一条被拆开的“双透烟”，果真只剩下几包。旁人介绍说，这个村的年轻人长到16岁就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不是“三八”（妇女）、“六一”（儿童），就是“九九”（老人），这些人的消费能力非常弱。

期待低档烟的零售户。（卫广娜 摄）

50多岁的搬运工陈老汉这时凑上一句话“盒烟涨价我明白，国家抽的税太多了”，一句话通情达理深明大义，讲得我们的心都揪着疼了起来。抽不起烟的人还站在做烟人的角度说话，那份善良让人不禁眼含泪水。

我们在想，他们可能是你远在异乡的父母、可能是你父母的兄弟、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乡亲，他们这样说相当于，孩子，我们吃不饱不怪你，你自己也难着呢！

两种表情，一种心情

汽车缓缓而行，我们从临沂市区驶往临沭县，在一个村落的十字路口停下，同行的记者感叹，这里根本不像农村，或者至少不是她想象中的农村，不是想象中的沂蒙山区，因为这里的房子都是明亮的大瓦房，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显得鳞次栉比。从房子的“建筑风格”和“规模”看，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村庄。我们想，可能在这样的农村，卷烟的消费水平应该会高一些，低档烟的供需矛盾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这天的天气显得异常暖和，几个老头蹲在墙边悠闲地晒着太阳，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烟杆，注视着街上的人来人往，我们就在他们的注视下走进了一家零售户。

店面有近30平方米的面积，各类生活所需物品比较齐全，“这种规模，算是这个村里的‘百货商场’了”。当地人这样评价这个商店在该村的商业地位。然而，在这个“百货商场”里，卷烟成为交易最为频繁的商品，更是最容易断货的商品——低档烟同样紧缺。

贫困县城的小店里，低档烟是俏货。（陈园媛 摄）

在他的烟柜上摆放着这样几条低档卷烟，还有一包价位为10元左右的“一支笔”躲在这些卷烟的后边。“这个烟，我去年才卖了4条，我们这里的人抽不起这个。”在老板的眼里，衡量卷烟的标准没有类别和档次之分，只要好卖的，才是好商品。

“看你们村里房子都盖得挺好的，怎么抽烟还是一些低价烟呢？”

“房子盖得好，那是‘潮流’，大家都盖这样的，你不盖，人家会瞧不起你，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那盖房子的费用能占你们总收入的几成呢？”

“几乎大半辈子的心血都投在了房子上，还要供孩子上学。老百姓一分钱都有一分钱的用处，哪有闲钱抽好烟？”

“现在低档烟少了，有抽旱烟的吗？”

“你们叫低档烟，我们叫孬烟，孬烟买不到了，老百姓只能抽更孬的了，那就自己卷旱烟抽，村里大凡超过45岁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烟杆，现在孬烟少了，烟杆就更多了。”

老板还介绍到，村里婚丧嫁娶用烟，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现象。就目前农村的情况来说，这方面用烟，大多用零售价低于两元的烟，但由于这个价位的烟严重不足，给办事者带来很大不便，婚嫁尚可以早日到商店订烟，提前攒着，但丧事用烟却没有这一便利，所以这就又给假烟、私烟钻了空子。此时，为了应急，就不得不用私烟来办事，而且农村办事时，一般都会全村聚集，会有大多数人吸烟，所以此烟由于便宜很快会被大多数人认可，宣传效果出奇的快，甚至比我们倾心宣传一个新品牌还要快上几倍。

当老板知道我们是烟草公司的人后，立即拿出一副讨好的表情说：“领导呀，以后能不能多给我点孬烟？我缺的厉害呢。”

与这副“讨好”表情对立的，还有埋怨的表情。据当地烟草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一些送货员拜访零售户时，因为没有低档烟或低档烟太少，很多都挨过骂。他们追问送货员为什么低档烟这么少，一些年轻的送货员还为此委屈得哭。

其实，无论是讨好还是埋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之下，隐藏着他们相同而又真切的心情：我们没有低档烟卖呀！

我希望能抽上消过毒的烟

在老板的指引下，我们走了大约20公里的土路，来到一个集市，这里聚集了大量抽旱烟的人。在集市入口的路上，我们遇见了正在卷烟的老张，他正在一台装满红薯的拖拉机旁边，用粗糙的大手认真而又娴熟地将烟末放在一张小纸上，慢慢把烟末均匀地摊平，轻轻地把烟纸卷起来，整个卷“大炮”的过程不超过半分钟。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54岁，已经抽了30年的烟，家里3亩地（3口人，平均每人仅一亩地），儿子今年18岁，出去打工了，基本的收入就是土地上的收成和儿子打工的所得。他的身体不好，虽然那天天气很暖和，但他还是穿了3件毛衣，毛衣的大小和色彩在他身上显得极不协调，他说那是他城里的亲戚给的。他现在要攒钱给儿子盖房子、结婚。

“你现在主要是自己卷烟抽吗？”

“现在烟太贵了，主要自己卷烟抽，但有时候又不得不买。”

“为什么还要买呢？”

“家里来客人了，出去串门了，家里有什么红白事情了，不都得买烟吗？这都是负担。现在便宜的烟又没有，就只好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取出一个软包“哈德门”的空烟盒，“今天赶集，就买了这包烟，早上买的，现在不到中午就抽完了，2块钱的。”对于收入不高的他来说，未必记得住卷烟的品牌，但绝对记得一包烟的价格。

“你平时自己不舍得抽这种烟吗？”

“那当然，我要是抽的话，要一天抽两包，就是4块钱，一个月就是120块，一年就接近1500块钱，那不就败家了？老婆都要跑了。”

“没有想过戒烟吗？”

“都抽了30多年了，哪能说戒就戒？”

“抽过假烟吗？”

他只是笑笑，算是默认。然后，谈到了他对假烟的理解：谁不知道假烟不好，假农药让庄稼得病，假烟也让身体不好，但也抽不死人，也能过过烟瘾，所以就抽。

虽然假烟也能过过烟瘾，但毕竟是假的，他用这样的话语形容假烟：假烟是没有消过毒的。而相比之下，国家的烟厂生产的烟是消过毒的，抽了对身体没什么太大坏处。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周围聚集着很多张老汉的同村人，他们也参与了我们的谈话，据他们说，张老汉的家庭收入在本村算是中等户，甚至在周边地区的农村里，也是中等户。

张老汉对我们这次谈话作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卷烟价格别太高了，我也想抽消过毒的烟呀！”

集市里，卖烟丝的神秘人

我们走进集市。所谓集市，其实是一条长长的土路，在土路的两边是一个个的摊点，有布匹、蔬菜、水果、农具、各种小食品等，这些摊点都是根据地势或者建筑物而搭建的。比如在两棵树之间，搭上一条绳子，便可以挂上袜子叫卖。集市在看似散乱的局面中形成了自己的交易规则。

这么多人在抽旱烟，他们从哪里买来的？源头在哪里？这些疑问促使我们在市场里不停地寻找：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是否会有假烟或者烟丝在出售？

终于，在行至大半路程的时候，发现一个妇女挎着的篮子里有一装着烟丝的方便袋，我们问她是从哪里买来的？她用疑惑和不安的眼神看了看我们，没有回答便匆匆走开。

在农村市场的一些角落，隐藏着卖烟丝的人。图右二拿塑料袋的女人在偷偷地卖烟丝。（石开 摄）

这也是这个集市交易规则的一种：他们都知道私卖卷烟和烟丝是违法的，纯朴的乡民不愿意“出卖”卖给自己烟丝的人，更不愿意在低档烟紧缺的情况下失去自己的“货源”。

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人的篮子中有一袋两袋的烟丝，但问他们烟丝从何而来，他们在打量了我们之后便拒绝回答然后急忙离去。

已是中午，集市开始慢慢散场。我们断定市场上一定有卖烟丝的人，可是，他或者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能够隐蔽得那么神秘？

这时，当地烟草公司的同志在一偏僻处发现了一个卖烟丝的人，我们随即赶了过去。他背靠着一个草垛，周围还有一些树，这些天然的屏障为他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并且，他的面前摆放着很多等待出售的扫帚，表面看上去他根本不是在卖烟丝！

“实际上，他就是在为自己做掩护。这还是经验少的，现在有很多卖烟丝的变得越来越精明，有的干脆把烟丝揣在怀里，你很难发现。”当地烟草公司经验丰富的专卖人员这样讲。

“那买家怎么能发现他们，和他们交易呢？”

“他们的交易的确很难，但为了安全，卖者必然要保持神秘的身份，其实买者和卖者也都会形成一种默契的。”专卖人员如是说。

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我们和卖者作了如下对话：

“现在烟丝好卖吗？”

“怎么说呢，也好卖也不好卖。现在小卖部里的便宜的烟少了，烟丝自然好卖，但是烟草的人现在也查得紧，前几天他们还抓住一个卖烟丝的，我们也不好卖，反正干啥都不容易呗。”

“你不怕被查到？”

“碰运气呗，不小心就被他们抓到。再说了，就是把我查了，他们能怎么样？我不就是卖几包烟丝吗？又不会坐牢。就是我不卖，别人也会卖。烟草公司是专门卖烟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卖便宜烟？自己不卖又凭啥不让别人卖？”

“就是就是，烟草公司不卖，还不准别人卖？”一个在旁边的妇女附和着说。

他们的反问使我们的对话无法继续，我们自问：出现这样反问，到底是他们对烟草专卖政策的无知，还是我们在低档烟供应上有了什么问题？

当地烟草公司同志说，他们已经通过媒体向消费者作了解释工作，还加大了专卖稽查的力度，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档烟的供应问题”。

“根本”在哪里呢？看来，解决低档烟问题依旧任重道远。

记者手记

匆匆一周内我们走访过的这几个地方，河南商丘、安徽亳州、山东临沂。可以说，这一片中原腹地包括苏北在内的十几个城市和村庄，经济很不发达，青壮年劳力大量外流。记者就曾经在几近凌晨的夜里，亲身感受了那么多衣着邋遢、神情疲惫、为生活所迫的人们一夜等待迟来的火车，像一朵等待被吹散的蒲公英一样，把他们带往东南西北各个站台。

留在那里的他们的父老乡亲，还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种烟叶、种小麦、种玉米、种地瓜，每年辛辛苦苦赚来几百元收入，是城里人随随便便一顿美味的晚餐。而昔日那么熟悉、那么依赖的卷烟，如今也很难在他们指间轻松地燃起。

我们关注的这个圈子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水平的经济区域。农业大省河南拥有1亿左右人口、18个地市，年销售卷烟近250万箱。今年，河南省五类烟的销售比重比去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严重的地区甚至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与城镇的低档烟销售非常吃紧。豫烟人自己坦言，2004年下半年是河南烟草历史上卷烟销售最吃力的一段时间。记者采访期间，好几个地市分公司的销售人员驻守省会，纷纷要求调增省外烟购进计划，用于填补日益增大的低档烟供需缺口。

低档烟吃紧，河南烟草心情急迫。省局多次组织分公司到省外烟厂去购进低档烟，在计划范围内有什么就买什么，但还是未能很好地“力挽”低档烟紧迫的局面。当然，这也并非一个企业有能力解决的事情。一个销售人员透露给记者，过去低档烟供需矛盾没有现在这么紧张，商业到省外订货主要是去组织名优烟和高价位卷烟。2003年调整之后，由于河南工业实力和地位在全国处于弱势，迫切寻求改变和发展，调整的步伐和速度不免较快。这给商业组织货源、维护市场秩序、满足市场供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部分消费者甚至由以前自觉抵制假烟转变为乐于接受、甚至反感烟草部门打击假烟，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皖西北紧贴豫东，与豫东之间的“民间交易”普遍且频繁。它所销售低档烟比重很大，基本占总销量的60%左右。若是在前几年，这个数字还要大。由于皖北一些老烟区人员多、摊子大、底子薄，经营费用和开支庞大，商业在低档烟销售上的心态比较复杂。确实，他们也想为市场供应一点低档烟，但绝不会倾向足量供应。谁不愿意多赚一点钱呢？值得嘉许的是，安徽省工商协调较好，省产低档烟基本上优先照顾贫困落后的地区，矛盾稍微缓和一些。在三省边界地带，据记者调查，安徽省的五类烟价格起点是最低的，如今在安徽还能找到1元钱左右的烟，而其他省区已经很难觅其踪迹了。

山东同是与此两省紧密相邻的区域，但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从整体看，山东省卷烟单箱销售均价为75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00多元，消费结构与经济水平不相匹配。但某些地区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如临沂农村人口占总数的80.12%，低收入者构成了庞大的低档烟消费群体，这里20元以下价位的卷烟销量仅占总销量的46.26%，存在明显的市场供需矛盾。

低档烟市场危机反衬出来的，是各个公司惊人的增长速度和经营绩效，有的地方增幅已经超过了80%.这种脱离了市场实际和社会实际的高速增长到底能站多稳？答案无从预料。市场情况是，2003年到2004年间，各地制假贩假明显抬头，有的地方案件查处率增长了70%以上，更有老百姓诘问：“你们不好好满足市场，为什么还不让别人满足？”

面对日渐稀缺的低档卷烟，老百姓怎么办？根据对几个区域的调查，一部分消费者为满足吸食欲望，选择忍痛购买高价品牌，但有意减少了吸食量；一部分消费者转而吸食烟丝、烟末，这在农村老年消费群体中尤为突出；一部分消费者无奈之下选择购买假烟满足烟瘾；另有一部分消费者已经或正准备戒烟。

零售户对低档烟紧缺也牢骚满腹，我们采访了三个区域，很少有哪个地区的访销员没有因低档烟问题被零售户责难过，为此掉过眼泪的不在少数。工商关系在低档烟问题上也趋于紧张，某些受制于工业的商业企业遍寻货源焦头烂额，给建立健康协调的工商关系造成了障碍。

如今，低档烟紧缺的重压已经下移并非常突出地体现在零售环节，事关消费者利益和“三农”问题，其意义不容小觑。对待三分中国卷烟天下有其一的低档烟消费者，烟草行业到了马上行动、刻不容缓的时刻。维护消费者利益，烟草行业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