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0多年前，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白手起家，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自己的家园；50多年中，他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了这个家园的美丽和富饶，倾注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血；50多年后，虽然他们年事已高，但他们依然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家园，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它无私地奉献着；……

55年，我们的祖国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史，烟草行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庆55周年之际，本栏目约请了杭州卷烟厂、石家庄卷烟厂和南京卷烟厂3个与共和国同龄厂家的几位员工，畅谈新中国烟草业的发展、变化——

55年，我们一起走过

杭州卷烟厂 张立新 石家庄卷烟厂 李燕茹 南京卷烟厂 董蕾

“三座破庙”起家

讲述人：孙贤良

1933年出生，1948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七兵团卫生部公务员、驻马里共和国援外专家、杭州卷烟厂车间工人、车间副主任、协理员，1993年离休。

我是1948年16岁时参军入伍，先是在山东新兵团，淮海战役结束后南下，编制到七兵团司令部卫生部，当时因为年龄太小，后被调至后勤部生产处。

杭州卷烟厂前身由解放军七兵团创建，1949年筹备初建时只有30几位解放军战士，地点就是现在杭州西湖边的儿童公园。1950年，杭州卷烟厂搬到现在的万松岭下。那时，厂里只有一台卷烟机，是当时的职工们用大板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拖过来的。

1953年之前，我们还是部队供给制，1953年后改为薪水制，我们也成了烟厂工人。建厂初期条件实在是差，说起来是一个烟厂，实际上极其的简陋，厂房是利用山脚下一个静修庵，前殿是烟丝车间，后殿楼下放卷烟机，楼上原来住香客的地方当作包装车间。当时，生产车间、会计、食堂等部门的基本工作都是由我们的战士担任，只有卷烟机挡车工是从上海请来的一位师傅，包装女工则是从本地招进来的，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

我们当时住在严官巷一个叫“停水寺”的庙里，那里是工人的集体宿舍。记得当时烟叶都是从上海采购的，原料放在万松岭地藏殿。当时我们生产“军人”、“红星”、“矿山”等牌号的卷烟。1953年前，我们的产品只供应部队战士消费，1953年后改为地方国营利群烟厂，产品才面向社会。所以，将寺庙当作厂房、仓库、宿舍成为杭州卷烟厂“三座破庙起家”的由来。

肩挑手扶，开山建厂

讲述人：付星樵

1934年出生，1950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曾任杭州友合烟厂团支部副书记、杭州卷烟厂人事保卫科副科长、杭州卷烟厂保卫科负责人、杭州卷烟厂政治处副主任、杭州卷烟厂保卫科科长、杭州卷烟厂工会主席，1994年退休。

1950年，我进了一家叫友合的私营小烟厂做工。1954年，友合、勤工、民丰和协兴4家私营烟厂合并。1956年6月，公私合营，4家烟厂加上桐庐、兰溪等地约有10来家私营烟厂并入利群烟厂，当时大约有800多人，开始由地方管理。我在烟厂干了40年，亲眼目睹了烟厂从一个手工作坊发展到现在几十万箱卷烟生产规模的大厂。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烟丝都要靠手工一张张抽梗，夏天戴手套热，冬天手都会裂开来。因为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人们一刻也不停息。当时烘丝炮筒用柴火烧，也有一些整叶机、上下式切丝机等简单机械。新中国的卷烟机很早就有了，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设备，能够开上卷烟机是非常自豪的。那时，包装也是手工与简包机并存，一般小包是机器包的，大条靠女工包装。包装的女工非常熟练，速度非常快。

公私合营后，为了扩大生产，工人们在万松岭下开山建厂。当时全厂职工下班后第一件事是义务劳动挑土石，每天一两个小时。许多人的肩上、手上磨出了血泡。这些劳动没有报酬，大家从没有抱怨。在当时，如果能够吃上几个饼，就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了。经过全厂职工近半年的劳动，拆除了一个食堂，清理出一大片平地，并在平地上建起了一个当时最大的卷烟车间。这个车间后来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超千夺万的义务劳动精神

讲述人：吴芬菊

1937年出生，1962年调入杭州地方国营利群烟厂，共产党员。曾担任包装车间挡车工、生产组长。曾荣获先进生产（工作）者、杭州市劳动模范、浙江省烟草系统先进工作者、杭州市轻工业局局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1987年退休。

我是1962年从外单位调入利群烟厂的。刚调入时，烟厂所在地还比较荒凉，但生产蒸蒸日上。六七十年代，烟厂“超千夺万的义务劳动精神”蔚然成风，那时抓革命又促生产，厂里组织的义务劳动特别多，劳动竞赛也是层出不穷。

当时，我在厂里一直从事包装工作，当了20多年大包机挡车工，又是“娘子军”的生产组长。我个子不高，干活像男同志一样。每天早班6：30上班，我总是5：30就到厂，积极做好准备，提前生产。中班晚上11：30下班后，我还要经常做到后半夜。其实，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只是为了多一些产量，为了练技术，在竞赛中出好的成绩。十几年来，我工作勤勤恳恳，都是出满勤，生病发热40度都不请假，我所在机组年年产量、质量都很好。1984年我光荣地被评成为杭州市劳动模范。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讲述人：张玉茂

1924年出生，中共党员。1948年初参加工作，6月调入新中国烟厂，1952年调入风行卷烟厂（注：新中国烟厂、风行卷烟厂、裕丰卷烟厂后合并为石家庄卷烟厂），负责物资供应和保管，是那个物资紧缺时期的老供销科长，因他能买到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从卷烟用的原辅材料到搞基建用的钢材、水泥，甚至职工个人用的自行车等），因而得了一个雅号“张能耐”。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东西都得自己想办法，所以在当时，干供应是个苦差事。我当时负责供应，任务非常艰巨，当时厂里是边生产边进行基础建设。为了能买到基建材料，特别是买到质优价廉的材料，我们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上班也很少请假休息。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从没有人提过加班费的事，那时大家唯恐别人说自己落后不积极。记得当时厂里要增建厂房，钢材300多元一吨，需要用100多吨。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我到处想办法搞物资，托熟人，跑单位，脚都磨出了泡。那时没有请客送礼的习惯，为了工作，我们招待客人，自己掏钱买烟，将客人请到家里吃饭。这在现在很难理解，但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建厂里仓库时，我们到鹿泉水泥厂跑水泥。为了给厂里节约钱，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降低费用。结果，别人建一平方米需三四十元，我们建，则每平方米二十多元就可以。那时的人没有功利思想，很朴实，他们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坐标，什么事应该干，什么事不应该干。人们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讲述人：曹承才

1921年出生，共产党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调进张家口卷烟厂，负责设备和质量管理。1946年，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曹老等人将烟厂的设备转移到涞源县，后又用马车运到阜平，1951年他们才辗转回到石家庄。

我们那时爱搞“红五月”、“红十月”、革命化的春节等，所以节日期间经常大干生产或搞卫生。那时的我们工作起来热火朝天的，感觉很充实。石家庄烟厂曾是中共中央的卷烟生产厂，当年毛主席、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吸着石家庄烟厂生产的“海燕”牌卷烟，指挥三大战役。也许是因为有革命传统的缘故，所以我们工作起来不怕苦、不怕累、不计报酬，当时职工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两个馒头一盘菜，加班加点无怨言。”那时，来过石家庄烟厂的人都说，烟厂的人实在。的确如此，文革时期那么闹，许多烟厂都停产了，而石家庄烟厂从未停产。当时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但大家白天上班该干什么干什么，下了班再理论。这也是按照当年毛主席的指示：业余时间闹革命。

建国初期，厂里卷烟设备不完善，卷烟机有日本制造的、上海制造的、美国制造的，标准都不统一。为了能够生产，我们自己动手改造设备，制成统一型号。包装机没有统一制造的厂家，我们听说宁波卷烟厂有一套，就到宁波卷烟厂描图纸，国庆节也是在那儿度过的。就这样，我们两年时间做了11台设备，基本满足了生产。这些说起来简单，但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我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做到了。

1975年，我开始进行质量标准的制定工作。当时还根本没有什么标准，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建立质量档案，制定质量系统管理的检测标准，这样一年一年不断地发展，才有了现在的质量标准。当时我们搞的定额要求非常严，4000米的盘纸，每支卷烟用70毫米，一共能出286.5条烟。如果不够这个数就是浪费，如果有节余，说明用的很节约。虽然我现在83岁了，生活中的很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但这些数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那都是当时我们一点一点算出来的。

时间就是金钱

讲述人：李正兴

1935年出生，共产党员，石家庄烟厂最年轻的离休干部。在职期间，主要负责研发，在他的带领下，产品多次获奖。

1987年，我们召开“灵芝”牌卷烟鉴定会。我的任务是去北京请中国医学院专家，有北京中医研究院教授、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等9位专家参加鉴定会。去北京的时候，厂里没车，我就租了个带空调的面包车，头一天早晨7点从石家庄出发，到北京挨家挨户地去接专家。到中午11点时，专家都接齐了就往石家庄赶。当时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还没有高速公路，我怕颠着老教授们，车也不敢快开，所以直到晚上9点多我们才到石家庄。第二天，鉴定会开了一整天。第三天一早，我又租车把老教授们送回北京。等到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到家，已是下午3点了。3天的劳顿，我真想休息一下，可很快我又接到新任务——到保定接客商，我二话没说，抬腿就往保定赶。

一次，在给俄罗斯加工产品时，我在巡视中突然发现盒皮的尺寸不对。盒皮当时是在邯郸加工的，我连夜打去电话询问，并立即动身往邯郸赶。当我赶到邯郸的时候，车间里已生产了1万多张盒皮。技术人员一看我拿来的样品，汗都急出来了。为了不影响给外方的交货日期，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便在车间里与他们一起抢修设备。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第二天上午9点多我们终于把设备调到了规定的要求。下午紧接着重印，晚上打包连夜往石家庄送，天亮之前送到了烟厂，没有影响生产和交货日期，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保卫家园

讲述人：张庆亮

共产党员，警卫班长。1996年石家庄发洪水时，石家庄卷烟厂最大的烟叶库区（约30万担，价值2亿多元）遭受洪灾，张庆亮是第一批冲到现场的救灾人员，由于表现突出，他和安保科的其他6人一起被称为“抗洪抢险七勇士”。

1996年8月3日到4日下午，暴雨连续下了一天一夜。下午四点半，收发警卫室打电话告诉我那里已经进水了，库区一片汪洋。我一听，不好，立即带领安保科其他几位同志赶往库区。路上，许多道路都被水淹了，我们七绕八绕，5点钟才赶到库区。刚到那里，我们边查看水情，边准备物资封堵大门。突然，库区外公路上的水势遽然加大，半米高的水头从西北方向迅猛扑来，一下子冲开了早已被麻袋堵死的大门，涌进库里。眼看着一辆捷达汽车像一叶江河中的小船在翻滚的洪水中自西而东顺流而下。“快堵大门！”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一起冲了上去。很快，水就齐腰深了，雨衣早已成摆设了，我们干脆脱掉。记得当时面对洪水，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能让国家的财产遭受损失。说来也奇怪，有了这个信念，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仿佛突然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就这样，我们冒着瓢泼的大雨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肩并肩用身体抵挡着洪水的冲击。天又黑又冷，我突然感到一阵阵的胃疼，看看自己旁边的同志，我咬住了牙根。当时成捆的麻袋片放在二楼的烟叶库，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爬上去从上面往下扔麻袋。干的麻袋扔在水里就像海绵，一下子可以吸好多水。于是，我们咬着牙一趟一趟往门口搬麻袋片。有人不知哪来的力量，一人扛来了一根4米长、打剁底用的大方木，大家七手八脚堵上了大门。就这样，我们硬是在齐腰深的水里泡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坚持到深夜。直到快天亮时，水位明显下降，我们才回到厂里。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肩膀上都是红印子，衣服上也全是泥浆，浑身像散了架。可当时我们心里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家园保卫战。

平民英雄话当年

讲述人：柴乾岳

1951年进南京卷烟厂，普通退休职工。这位老人在南京知名度很高。在南京紫金山的6个入口处，都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学习柴乾岳，呵护母亲山”。自从1998年柴乾岳搬到紫金山下居住后，7年来他每天都坚持在紫金山上默默地义务捡垃圾。在老人的带动下，目前已有数千名群众自发地加入到保护紫金山的各类活动中来，不少登山者们都自觉地带上袋子，下山的时候把沿途的垃圾捡起来。柴乾岳的事迹被报道后，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号召南京市民向他学习。2002年11月，柴乾岳被评为首届“南京好市民”。

我是1951年进厂的，虽然退休这么多年了，但我一直挂念着厂子，因为厂里也没忘记我们这些老同志呀，平日里有关心，节假日有福利。这不，前段时间，厂里组织我们这些退休多年的老同志参观新烟厂。变化真是太多、太大了！我以前是厂里的炊事员兼采购，我们那会儿，在厂里吃午饭是要交钱的，夜餐发个两角钱的免费券，但菜的品种很少，哪像现在，都是免费的，还是自助的，想吃啥吃啥，那么多可挑的。你没看现在食堂里的那些师傅上街买菜，都是开着车出去的呀。我们那时也有车，不过不是汽车，只有一辆三轮车和一辆自行车，便是全部家当了。那三轮车还不像现在的车是铸铁的比较结实，那时车后面是一个简易的木头架子。有一回，我骑车去粮站拉米。平时，我每次去粮站拉米，一般都要拉个千把斤，那一次可能是重了点，结果回来的路上，车翻了，自己也被砸得昏倒在地。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问了才知道，是过路的人把自己送到了医院。我在医院坐了一会，突然想起了车里的米，也顾不了许多，急急忙忙往回赶，还好，东西都没有丢。要说现在，厂里的条件是真好啊，翻天覆地哟，洗澡也不像以前要男双女单了（指逢双日浴室向男同志开放，逢单日向女同志开放），都是24小时热水供应呀，那锅炉也不似以前要有那个大烟囱啦，现在都改烧油的……连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都过上“地主”一样的生活啦！

房子 票子 车子 一个都不少

讲述人：殷延菊

1977年进南京卷烟厂，当过机台操作工、工段长、生产处统计员、质检中心统计员、三产业务员，1987年曾获“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我们厂这么多年来，确实变化蛮大的。先说说房子的事吧。房子是大家都关心的大事。我一个朋友就说：“真是羡慕，你们厂连新来的大学生都有房子。”我说：“厂里效益好了，肯定会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让大家能更好的安心工作啊。以前没有房子，大家都不开心，要吵要闹。就说我吧，是1990年第一次分到房子的，18平方米。想当初，房子分到我手里真是不容易。虽然当时政府有劳模可优先分房的政策，但因为厂里还有很多工龄比我长、年龄比我大的职工都没有房子，当时为了这房子，我们的工会主席可没少做工作，最后作为照顾，才有这么一套房子解了我们燃眉之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大打翻身仗，经济效益快速增长。1997年，厂里盖了新房子，我们顺利地搬到了93平方米的新居。所以说，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厂领导把这个家当好了，为我们职工考虑得周全，职工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作干劲怎么会不高涨呢？

说完房子再说说我们家儿子吧。他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读计算机系。要说供小孩在外面读书，也真是不容易，一年十几万！当时，小孩跟我们说想出去，我问他，是真的想出去吗？他问我们舍不舍得？言下之意是能不能出得起这个钱，我说这个你不要担心了，既然你想出去，我们就全力以赴。其实当时也有点担心的，压力也蛮大的。可随着企业效益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不断提高，感觉越来越有信心。想当年，儿子要读个好点的高中，需要两万块钱，我都拿不出来……现在周末，有时和我们家那口子开车出去逛逛，坐在车上自己想想现在的生活，觉得简直不敢想象。就我所知，身边同事家的小孩有20多个在国外留学，有私家车的就更多了。最近这几年，变化真是惊人，感觉像做梦一样。但回过头再想想，有国家那么好的政策在，企业发展这么好，有什么梦想不能成真呢？！“

小 资 料

杭州卷烟厂：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创建利群烟厂。建厂初期，职工仅35人，三座破庙用作生产和职工生活用房。1950年11月，公营福利烟厂并入。1952年4月，利群烟厂移交地方经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先后有温州协记烟厂、杭州公私合营友合烟厂、浦江公私合营三益烟厂等并入，规模逐渐扩大，后更名为杭州卷烟厂。

石家庄卷烟厂：

现在的石家庄卷烟厂。

早期的石家庄卷烟厂。

1948年，新中国烟厂、利民烟厂、风行烟厂相继在石家庄建立，新中国卷烟厂系当时中央直属机关下属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所开办。利民烟厂原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大丰烟厂，1948年迁入石家庄与利民烟厂合并，改称利民烟厂。风行烟厂系石家庄市财政局所开办。1952年，该3家烟厂合并称风行烟厂。以后随着管理体制的变更，曾几次改名，直至1983年正式命名为石家庄卷烟厂。

南京卷烟厂：

现在的南京卷烟厂。

早期的生产车间。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原飞马烟厂人员筹备的振兴烟厂从蚌埠迁至南京，改称中国勤丰烟厂。从1950年到1956年，先后有华东军区新生烟厂、三野所属的勤丰烟厂、华东军区空军航空烟厂、炮兵司令部利群烟厂和南桥烟厂、私营大众烟厂并入中国勤丰烟厂。1952年5月，中国勤丰烟厂移交南京市人民政府主管，更名为南京卷烟厂。

编 后

杭州卷烟厂、石家庄卷烟厂、南京卷烟厂，相信许多到过这3个厂家的人，都会为那里气派的厂房、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而赞叹不已。虽然那些简陋的工房和设备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殆尽，那些初创者的名字也渐渐被人淡忘，但那些建设者的故事依然流传，因为那里有老一辈建设者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勤俭节约、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爱厂、爱国精神。在我们建设祖国、发展行业的今天，应该大力地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