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华：中国烟叶的核心问题就是谋求可持续发展（魏侠利 摄）

中国烟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分管烟叶的国家局领导，您怎样理解中国烟叶的“可持续发展”？

何泽华：对烟叶生产经营而言，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烟叶生产自身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二是烟叶生产要立足于持久性地满足市场需求，它是烟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为实现烟叶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生产力的问题，我们是否运用了先进的生产力来促进烟叶生产的发展？其次是生产关系问题。烟草公司、工厂、政府、烟农以及市场的各种要素等等构成了整个关于烟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协调、互动？如果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超前了也同样不行。

中国烟草：随着行业联合重组、品牌扩张、结构调整的快速推进，烟叶资源的约束和制约作用日趋显现，品牌扩张、结构调整与烟叶发展之间的矛盾越发明显，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何泽华：我国烟叶生产连续保持了六年的平稳发展，有力地支撑了行业的持续发展。但目前，烟叶生产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这就是要实现持续性的发展。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烟叶的可持续发展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从行业长期平稳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烟叶的可持续发展，并且要坚持二者的统一。

首先是烟叶与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的关系。行业目前提出“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的中心任务，联合重组的目的就是构建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但是如果没有烟叶作支撑，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都无从谈起。比如，云南品牌现在绝大部分是使用云南自产的烟叶，要发展到千万箱的规模，烟叶能否支撑起这种品牌规模的扩张？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具体地讲，可以寻求三条出路来化解这一矛盾：第一，提升工厂配方技术水平，改革原有的配方组成，扩大烟叶的使用范围；第二，扩大烟叶种植规模，增加烟叶的供应量；第三，尽可能地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寻求云南烟叶的替代品。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保持烟叶的可持续发展。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配方思路的问题。比如，一个地区下低等烟叶品质虽然差一些，但香气风格和上等烟叶是一致的，在配方过程中，可以在主料当中少用一些上等烟叶，而在填充料当中多用一些下低等烟叶，以科学的比例进行搭配，从而达到品质的要求。再进一步讲，如果行业整体配方水平达到世界名牌产品的配方技术水平，烟叶供应的结构性矛盾必将大大缓解。由此可见，解决这一矛盾，要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技术思路、配方思路的转变十分重要。

其次是烟叶和中式卷烟之间的关系。“烟叶是基础”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烟叶在中式卷烟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作为中式卷烟必不可少的条件，烟叶的研究与种植一定要和中式卷烟的发展方向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互动发展，而不能各自为战。比如，应让工厂的配方人员参与烟叶生产，对烟叶种植进行引导。

总之，我们必须把烟叶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和适应性发展、烟叶和行业改革的总体思路、烟叶和中式卷烟的发展等因素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中国烟草：由于烟叶生产的周期很长，我们必须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早做研究、早做准备，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何泽华：你讲得很对。就烟叶自身发展而言，必须弄清楚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中国烟叶今后如何发展，区域的规划、耕作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纵观中国烟叶近百年来的布局变迁，烟叶生产的中心逐渐南移。中国烟叶的发展始于黄淮烟区，但这一地区的烟叶目前却处于下滑和萎缩的状态，东南和西南烟区，即福建、湖南、广东等东南地区和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成为中国烟叶的亮点。正如朱尊权院士在他的《从卷烟发展史看“中式卷烟”》一文中指出的，黄淮烟区之所以现在萎缩退化严重，固然与经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但其香味变差、杂气增加、品质下降的根本原因还是掠夺式的栽培措施使土壤的理化性状严重下降。前不久，我去非洲几个国家考察，那里是四年种一次烟，而我们是一年一种，用句土话讲，“地力已经被拔光了”。

中国烟草：如您所言，我们过去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教训十分深刻。然而“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如今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对烟叶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着眼未来，我们应当怎样规划？

何泽华：中国烟叶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首先就要从生态的角度，针对烟叶生产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区域规划。

第一，从全世界来讲，烟叶种植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是一个趋势。美国烟叶全球最好，但其烟叶产量正逐年下降。从国内来看，烟叶种植由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也正在显现。黄淮地区烟叶萎缩，与其农村经济整体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要考虑生态环境是否适宜种植烟叶。气候、土壤、光照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我们只能认识和顺应它，有意识地把烟叶从不适宜地区转移到适宜地区。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要遵循自然规律。以津巴布韦为例，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烟叶种植的最适宜地区，其周边国家和它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第三，要讲科学规划。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紧张，我们不可能像非洲国家那样实行休耕制度，但我们应当尽量做到轮作。适宜的地区，必须采取严格合理的轮作制度，做到两到三年轮作一次，以保证种出好的烟叶。

第四，要考虑当地的农业状况。主产粮地区要尽量避免和国家大的政策发生冲突，避免烟粮争地现象的发生。此外，还要考虑当地经济作物的情况，比如有些地区这些年花卉种植发展较快，烟叶比较效益下降，必然会对烟叶种植产生影响。

第五，要考虑在适宜地区是拿出好地，还是不好的地来种烟叶的问题。如果用好地种烟，不仅土地占用少，而且亩产高，效益好；不好的地，土地资源占用量大，效益差。好地亩产300斤和瘠田亩产200斤相比，效益相差一半。此外，两者不仅产出相差很大，而且瘠田烟水配套的投入会更多。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现在全国是1400万亩土地用来种烟，如果做到两年轮作一次，还需要再增加1000万亩的土地，以1亩地平均1000元投入计算，就要增加100个亿，再加上烤房等其他后续投入，没有一二百亿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总之，烟叶生产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既要从技术角度考虑，也要算经济账。

土地规划当中因素很多，要综合考虑。要有技术专家、经济专家、甚至社会学家，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烟草：如您所言，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科学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那是不是说，如果规划得好，就能种得出好烟叶来呢？

何泽华：前面所讲的规划、轮作只是解决盲目种烟、掠夺式种烟的问题。要种好烟叶，还必须考虑人的问题，重点是要处理好与烟农的关系。

现在让农民种烟要解决两大问题：首先要考虑农民的收益，即烟粮比价问题，烟叶收益只有高于其它作物才能对农民有吸引力；其次，对于烟农来讲，应当全面考虑他们所付出的成本，不仅仅是物质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也必须计算在内，因为农民现在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

如何实现适度规模化种植是我们近期在探讨的问题（汪为民 摄）

全国现在有300万种烟农户，户均种植规模只有4亩多，很多地方都只有一两亩。种1亩地和种10亩地流程是相同的，由于种植面积偏小，没有规模效应，单位成本就很高。此外，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式的种植方式，也受到很大制约。你能搞大棚育苗吗？你能搞大的烤房吗？搞不了，烟叶质量就难以保证，种烟成本偏高，当然难以提高经济效益。

再从技术角度看，我们对烟农的要求是从育苗、种植、采摘、烘烤、销售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掌握，要求每一个烟农成为全能的专家。这对烟农的要求太高了！烟农能做到吗？不仅烟农做不到，我们一般的技术人员都很难做到。

因此，我们要在当前的社会生产关系水平下探索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种植的问题。

我们到津巴布韦、南非参观，那里全都是农场制，种50－200公顷的烟叶，只有一两个技术员，他们称为“烟叶经理”，其他的烟农就像我们的工人一样按照相对固定的工序、针对具体的环节实施规范化操作。从我国国情来看，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但可以探索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种植。比如，可通过建立烟农协会把烟农组织起来，建立一定意义的生产合作组织；再比如，公司或种植大户可以租用农民的土地，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再聘用农民作为农业工人，专门从事烟叶种植，发给他们工资，从而构建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大户种植、甚至农场化种植的模式，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二是要尽量加大烟叶种植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

从我们国家的现状来讲，种烟还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组织；但是从长远来看，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还必须靠市场机制来吸引农民主动自愿种烟，从而实现烟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制度在变化，农民正在逐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38、61、99”部队，是讲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种烟。年轻人都不种烟了，这对烟叶生产是十分严重的威胁。

正确处理与烟农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农民简单地种烟、轻松地种烟。所谓简单、轻松地种烟，就是要让种烟占用的时间减少，劳动强度降低，各种环节的技术要求尽量简单。我在调研时看到，有的地方烟农只种几亩烟，为了育苗还要到山上挖土，因为自己田里的土达不到育苗的要求；有的地方烘烤烟叶还要靠烟农自己动手做煤球，确实太复杂了，烟农也太累了！我们要通过健全服务体系，通过商品化、市场化的手段，把烟农解放出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种烟更简单、更轻松。比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实行商品化育苗，农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外出打工，只是在栽烟、田间管理和收烟的时候，再回来忙农活，这是一种很好的实践。现在种1亩烟叶大约需要40个工，如果能降到20个工，烟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更为可靠。

此外，还有烟农组织形式的问题。可以由烟草公司组织烟农；也可以由烟农自发组织烟农协会，形成农业合作社；还可以由烟草公司聘用技术员，再由技术员牵头承包土地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在南非参观一家当地的“金叶公司”，它有一个超市，从日常用品到化肥、农药等等一应俱全，如果你是这个烟农协会会员，你就可以享受各种优惠，甚至可以通过交售的烟叶来抵扣农用物资货款。可以说，它既是协会性的组织，又是市场化的组织，这种做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

劳动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民的问题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们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劳动者的潜力，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社会化程度等问题。作为烟叶生产的组织者，我们既要考虑农民的收益，也要考虑他们的成本；既要考虑他们的物质成本，也要考虑其它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中国烟草：多年来，我们都十分注重提高烟叶生产的科技水平，在这方面您有何考虑？

何泽华：关于烟叶的技术问题，概括地讲，就是要坚持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注重成果的转化，加大技术推广力度。

大力推广集中漂浮育苗等应用新技术（汪为民 摄）

一是新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这些年来，我们在烟叶育种、漂浮育苗、平衡施肥、三段式烘烤等方面有了很大进步。烟叶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这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很大关系。实践证明，凡是烟叶种得好的地区，都是技术推广应用比较好的地区；在这方面有欠缺的地区，还要继续努力。

二是技术服务体系问题。发展技术服务体系的目的，就是要把新技术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使烟农摆脱烟叶种植传统经验的束缚。要把技术和市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技术市场化。比如漂浮育苗，有的地方已经基本实现了商品化，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烟农学校的培训使得烟农明白科学种烟的常识（汪为民 摄）

三是技术标准体系问题。现在实行的烟叶收购等级标准太复杂，烟草公司的人员都不一定能说得清楚，让“38、61、99”部队搞清楚这些就更难了！虽然这些年我们实行的初分预检、上门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现行的技术标准体系进行修改。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是农业等级和商业等级分开，在农业和商业环节进行一次验收，在商业和工业环节再进行一次验收。但是，技术标准体系的改变还涉及其它一些因素，要统筹考虑，逐步实现。

四是基础研究。烟叶生产对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烟叶技术是无止境的，特别是诸如烟叶品种、烟叶遗传、区域布局规划等一些基础性、长期性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需要一批人扎根烟叶研究。在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时候，工商互动十分重要。

中国烟草：烟叶和卷烟分处于供应链的上下游，您认为应当怎样处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

何泽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烟叶种植方和烟叶使用方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讲两句话，一是农业种植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工厂的需要来种植烟叶；二是工厂作为使用方，要积极参与烟叶种植的全过程。

按照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思想，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客户的客户，才是完整的供应链。作为烟叶种植方，农业是工业的供应商，就要充分了解工业的卷烟配方，甚至还要了解卷烟消费者口味的变化，按照工厂和消费者的需求组织烟叶生产；而作为烟叶的使用方，工业是农业的客户，工厂必须对原料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过去讲烟叶是“第一车间”，再仔细划分一下，烟叶种植是“第一车间”，打叶复烤是“第二车间”；现在“第一车间”、“第二车间”都不属于卷烟厂了，就要求工业企业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料上，切实搞好厂办基地等相关工作。

工厂要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活动延伸到农业环节，不仅要关心农业，还要拿出一部分财力、物力来支持农业，并对农业进行技术指导，支持烟叶种植；烟叶产区要与工厂的技术人员经常沟通，及时了解工厂需求，由此形成工商互动、良性循环。总之，农业以工业的需求为导向，工业“反哺”农业，共同促进烟叶生产，整个行业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想再谈谈工厂的配方改革问题。现在我们在国际市场采购的烟叶与其它跨国公司采购的烟叶是不同的。我们要的主要是中下部烟叶，而跨国公司还可以使用中上部烟叶。对于跨国烟草公司而言，上部烟叶的烟碱大，能够通过配方等技术手段加以解决，下部烟叶香气、劲头不足，可以通过上下搭配来解决。我们的配方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因此就只能要中部烟叶。

当然客观地讲，我们是烤烟型，别人是混合型，从配方上对烟叶的要求不同。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现在是以多层次的市场需求、消费结构支撑着对不同层次原料的需求。试想一下，再过10年，20年，如果我们市场需求逐步统一到一、两个价位，比如都是10元、15元一包烟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中国的耕地这么紧张，总不能说我只要中部烟叶，其它的我都不要了。我们今天谈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到20年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配方技术的进步是长远的大事。此外，薄片技术、膨胀烟丝技术、加香加料技术的研究等都要跟上。

中国烟草：烟叶种好之后，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您对于烟叶的流通问题有何考虑？

何泽华：市场化是中国烟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历史的因素，烟叶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在种植面积，烟叶价格、服务体系等方面还没有实现依靠市场进行调节，将来我们要逐步破除地方性、区域性因素的束缚，逐步让市场来调节需求，向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化的方向涉及路径选择的问题，比如烟叶收购是采用拍卖制还是合同制？简单地看，最市场化的方法是拍卖制，但实际并不是如此。目前，美国已经由拍卖制转为合同制，巴西采用的也是合同制，津巴布韦也正在将原来实行的拍卖制部分转为合同制。从我们近些年实践来看，合同制是行之有效的，是烟叶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还有，烟叶价格是可以随市场供求波动，还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这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重要问题。

烟叶流通的市场化必须考虑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烟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盯着国内的烟叶、国内的市场，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烟叶资源，通过进口和出口一定数量的烟叶，了解国际烟叶需求的发展方向，提升自己的烟叶种植水平。

当然，国内烟叶需求量这么大，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因此以国内为主的思想不能变。但是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两种手段要综合起来考虑，根本目的是通过进出口来提高我们“两烟”的水平。

中国烟草：刚才您谈到了国际烟叶的进口问题。近些年津巴布韦烟叶减产对国内许多烟厂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家局打算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何泽华：我们采取了一些弥补的办法，比如从南非、赞比亚、巴西等国家多进口一些烟叶，应该说基本能够弥补津巴布韦烟叶减产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但是，中国烟叶最大的难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为解决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烟叶供应问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中国烟草：除了您刚才所讲的生态、烟农、技术、农工关系和流通以外，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烟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何泽华：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环境对于中国烟叶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它涉及农民负担、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农业政策、法律政策等诸多方面。我们相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烟叶面临的宏观政策环境会越来越好。

目前还有不少烟区，特别是老烟区，历史的包袱比较重，这个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烟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局也正在研究如何处理烟叶产区的历史遗留问题。烟叶产区不能等待观望，要主动做工作，不断减轻人员负担，消化财务上的遗留问题，为全国烟叶生产的布局调整打下基础。

烟叶生产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家局正确的决策和有效的组织，离不开各地烟草公司高效率的执行和落实，有赖于农工商三方的良性互动，有赖于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和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

目前，行业上下都很关心烟叶、重视烟叶、理解烟叶，行业内部的整体氛围十分有利于烟叶的发展。就我个人看来，烟叶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大的前提解决好了，以上提到的其它问题，我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完全有望解决。

最后我想借《中国烟草》对大家讲一句话：希望我们行业有更多的人关注、关心、支持烟叶生产，烟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