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谈》

姚锦 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以寡言著称的姚依林，竟作百夕谈，实在难得。

姚依林的堂妹、业余作家姚锦，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两年间同姚依林作多次长谈。谈话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1995年姚依林逝世一周年时，《传记文学》分期连载。199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以《姚依林百夕谈》为题出版单行本。百夕谈者，言其多也，实数是四十三次。内容多为姚依林数十年之亲身历见，虽由访问者以第三人称叙述，实际上是一部回忆录，反映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期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可惜只讲到“文革”结束，缺少其后十多年的重要经历，这符合姚依林的为人和性格。承卫建民君寄我一本，读后有两件事印象颇深。

“一二·九运动”

第一件事，是“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45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次会议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由于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正确地领导了这场运动。姚依林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从他叙述的详细过程看，虽然他和其他几个领导者是共产党员，但这场运动并无上级的明确指示，上级领导甚至是反对的。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运动相当程度上似乎带有自发的性质。早在运动发生之前，中共北平市委即遭破坏，由共青团北平市委代理党的工作，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而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和绝大多数成员反对彭涛提出的（事先得到黄敬、姚依林的赞同）成立“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主张，认为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右倾口号。更上一级领导机关河北省委同新的中央尚未取得联系，仍在执行“左”的路线，对争论取中立态度。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及其夫人在陕北见到毛泽东，谈起“一二·九运动”，毛说“不知道”。刘少奇是事后才从延安到达天津的，事前亦毫无所知。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在北平，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黄敬等和斯诺有过接触。斯诺夫人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中竟说“一二·九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领导的，以致邓颖超1980年还召集姚依林等开会，了解事实真相。

“一二·九运动”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姚依林，因此而在政治上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虽然他当时还只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姚依林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顾虑。为真理而斗争，不靠党票吃饭，靠党票还吃不好饭。”姚依林是自始至终参与并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所说过程甚详，无疑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1947年的一次土地会议

第二件事，是1947年的一次土地会议。姚依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留有印象是：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当时晋察冀边区公安局局长张国坚是印尼华侨、老党员，也是边区政府党委书记，血统论思想很严重。他在边区政府设立了‘王八蛋席’，边区政府委员大部分被列入此席，其中也有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宋劭文。这股土改过‘左’之风刮得很凶，直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来到晋察冀后才立即予以纠正。中央局为此专发了文件，批评上述许多不务实际的过‘左’言行。”

姚依林的回忆让读者知道了“左”的由来和更大范围的情况。这些过火的做法，反映了破产农民的极端情绪，并不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读了姚依林的这些记述，更容易深切了解毛泽东1948年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之所指了。当时虽然作了批评和纠正，但在尔后的政治运动中又屡次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类似的“左”的做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说明产生这种做法的社会基础还存在。过去在“左”的思想和政策下，人性和人情成为忌讳，做了一些荒唐的事。现在看来，如果讲一点人性或者人情，不发生牛荫冠、宋劭文式的悲剧，必定能够更广泛地争取群众，减少运动的消极后果，对革命是只有好处而绝无害处的。解放后牛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宋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现均已逝世。

珍贵的历史参考资料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度，也是全世界历史典籍最丰富的国度。正史难以胜数，野史更是汗牛充栋。历代出于政治目的而专修的正史，或可为读者勾画出清晰的脉络，但往往加入作者过多的评论甚至臆测，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有时反而不容易看清历史的真面目。野史为一家之言，往往杂乱而琐细，但不乏真实，且更生动可读。或为异说，不妨备考。《姚依林百夕谈》系私人著述，未经史官审定，自应作野史看。目下有的史书不大注重史实而用很大篇幅作理论的阐述，有的回忆录也长篇大论而不大注重事实的记述，以致可读性不强，这更引发读者对野史的兴趣。

我曾两度在姚依林领导下工作。一次是1979年初，我从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姚依林是中办主任，布置我和其他同志起草一个关于经济调整的文件，只记得他说过一句话：调整是经济工作大进一步的表现。我们把这句话写进了文件。文件写得很长，后来时过境迁，没有发，参加起草的几个人分别根据文件草稿的精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并集结为一个小册子出版。一次是1987年我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姚依林是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很少到机关来。1989年初我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关于“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思路的研究，姚依林到计委听过一次汇报。记得他在会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在我说到现在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情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的头轻微地点了两下。这大概就是他赞同的表示了。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多次列席有姚依林出席的国务院会议和其他高层会议。他很少讲话，但所讲必深思熟虑，往往言简意赅，击中要害。我见到的，是晚年老练沉稳、寡言慎行的姚依林，完全看不出当年领导“一二·九运动”时那种热血青年的影子。

因为姚讲话很少，也很少写文章，这本回忆录性质的“百夕谈”就弥足珍贵了。（摘自《北京日报》2003年10月13日）

小资料

王梦奎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参加过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姚依林

（1917-1994） 祖籍安徽省贵池县，出生于香港。

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

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是中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4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