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余饭后，邻居张大爷喜欢悠闲地叼着烟嘴，吐着烟圈儿，坐在阳台上看报纸。每当此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儿时的我看父亲蹲在家里的毛竹林下抽旱烟的情景。

我的家坐落在江西井冈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时，我们全家共八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力，哥哥、姐姐全都上学，生活过得很艰苦。记得有一天傍晚，我看见父亲劳动完回家后，阴沉着脸，坐在院子里的毛竹下一筒接一筒地抽闷烟。晚上，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是因为没钱交哥哥、姐姐的学费而发愁。第二天早饭后，父亲把大姐叫到跟前，对她说：“娃儿，咱们家穷，劳力又少，实在供不起你们上学。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去上学了，让弟弟他们上吧。以后跟着我去队里参加劳动，多少挣点儿工分。”姐姐听完，含着泪点了点头。我看见父亲说完这番话转身出门时，眼角里分明也噙着泪水。

父亲是解放后村里第一个入党的，威信很高，组织上一直让他任生产队长。父亲平时很忙，生产队的大事小事都要他操心。记得有一年春插后，由于公社分配的化肥太少，秧苗栽下去后一直都是黄黄的，返不了青。父亲急得坐卧不安，到处找人弄指标买化肥。最后想来想去，父亲决定去找曾在村里蹲过点的县物资局长。刚好那天是星期天，从未去过县城的我听说父亲要去县城，便硬缠着父亲带我去。到了县城，父亲在商店的烟柜前犹豫了半天才买了一包“大前门”。到了陈局长家，父亲说明了来意，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给陈局长敬上一支，替他点着。自己却慢慢掏出腰间的烟斗，抽起了旱烟。陈局长不知道是看在以前蹲点时同父亲的交情份儿上，还是看在父亲心诚的份儿上，当即给父亲批了两吨化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到十多亩责任田的父亲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责任田上。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当年我家的责任田便获得了丰收。父亲的脸上也经常有了笑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变化更大了，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哥哥在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井冈山卷烟厂工作。过节回家，都会带两条好烟给父亲。父亲的旱烟斗也由自制的竹烟斗换成了瓷烟嘴，以前只用来招待客人或出门办事才买的香烟，成了父亲烟嘴上的“常客”。当时已参军入伍的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家乡发生的变化：县里把我们村定为烟叶生产基地，村里同县烟草公司签订了产销合同，保证烟农的收入；乡亲们还大搞种桑养蚕、养猪等多种经营。由于有了科技人员的指导，加上乡亲们的勤劳，几年下来，家家都盖起了楼房，装上了电话。看着父亲的来信，我仿佛从字里行间闻到了一丝丝烟香味儿，闻到了家乡的泥土香。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分享着乡亲们科技致富的喜悦。

也许是从小和烟有缘，从军十几载后，我转业到了驻地的烟草专卖局工作。从此，我对烟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卷烟更增添了一份情感。

时光流逝，父亲已七十多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但吸烟仍是他的嗜好。前年，我带家属回去探亲，特地带了两条广州“双喜”和“五叶”牌香烟，还精心挑选了一支带过滤清洁器的烤瓷烟嘴给父亲。

回到家乡，看到那一栋栋设计新颖、错落有致的楼房，心中无限感慨。朋友、同学聚会时，他们抽的都是“金圣”，有的还是高档的“芙蓉王”和“中华”，更是感慨不已。

闲聊时，我问父亲过去那个旱烟斗是否还在，父亲起身从房间的墙壁上取下保管得完好无损的旱烟斗，说：“我会一直好好珍藏着它，不仅因为它陪伴我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它还见证了我们老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