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5年构建国资管理体制新框架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国资委当前及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是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力争用3-5年时间，构建起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做到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方面，国资委将在四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二是推动企业间的兼并、联合、重组，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等，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三是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四是建立健全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加大企业政策性破产力度。力争再用5年时间，使长期积累的需要关闭破产的企业和矿山退出市场；国有经济从应当退出的行业基本退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

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近日指出，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国资委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国资委管理起这些企业来将会非常容易。

林毅夫认为，政策性负担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性负担，比如企业的养老保险、企业冗员等问题。一种是战略性负担，即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如何生存的问题。

如何解决社会性负担？林毅夫提出，国资委可以将掌握的有盈利企业获得的收入用于充实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出售这些企业时如果地产价值不流失，这部分收入足以解决社会性负担。

战略性负担如何解决？林毅夫将没有比较优势、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分成四类：一类是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它们必须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第二类是国内市场很大，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可以直接到国外上市或与国外企业合资；第三类企业是需要巨额资金但产品在国内没什么市场，而在人力资源、技术等方面还有优势的可以转产；第四类是没资金、没技术，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合格的管理人员，这样的企业只能破产。

民营企业不一定都要变成现代企业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民营企业要尝试突破传统企业模式，但并不是都要变成现代企业。

目前，有些企业家和基层领导对企业组织形式的认识似乎有个误区，即认为民营企业都应该摆脱家族式管理，所有的企业都要搞公司制。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能笼统地说民营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不好，有些需要有特殊技能的小规模的行业就只能选择家族式管理。当然，现代公司的典型形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主要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股东，即使是股东，也不是大股东。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搞成现代公司的。企业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即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是否优越，要看它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是不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要制定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经营战略，发展核心竞争力；要程度不等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企业管理革命；要学会发挥企业自治组织，如同业公会和商会的作用。

产业集聚挑战产业“梯度转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锦称，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显著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

他说，原来我们期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着经济成长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很值得重新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向我国进行制造业转移，主要是分享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其前提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自然流动。而在我国内部，东南沿海地区则可以不用转移即可分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集聚条件形成后，中西部地区要获得这些条件的难度就大大增加。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没有出路了，而是说，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而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上。

警惕我国经济失衡现象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刚刚发表的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认为，从总体上看，由于投资、出口和利用外资依然强劲，有力地支持了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但经济运行中的失衡现象也达到了严重地步，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短腿”。

失衡现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来具有同向变化的GDP与工业的增长出现背离：工业增长是近9年来同期的最高点，GDP则为近12年来最低点。第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出现背离：投资增长速度为7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是近3年来同期的最低点。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中失衡和不协调现象是相当严重的。

报告建议，针对目前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出现的失衡和不协调现象，有关部门应对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做出适度调整，防止盲目投资，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中国经济未来10年将面临“八个敌人”

在今年7月出版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一书中，作者查尔斯·沃尔夫分析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将遭遇“八个敌人”。

该书将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潜在的不利因素归结为八个方面：一、大量失业人员与贫困的农村，由此而引发社会问题；二、腐败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三、艾滋病及其它传染性疾病；四、水资源问题和污染；五、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巨大能源消耗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六、脆弱的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七、由于金融体系、艾滋病等国内问题和其他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可能减少；八、台湾问题和其它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这八大方面有复杂的关联性，都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八大方面将是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未来十年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城市化高速发展期急需研究五大问题

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指出，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城镇化的调整发展期。进入这一时期，城市化面临很多问题，当前急需研究五个问题：

第一，要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既要肯定农民和其他流动务工经商者对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也要处理好可能给城市的各项生活设施造成的压力。

第二，城镇密集地区和大城市都市圈的问题。对都市圈的发展，应当纳入统一规划，要着重考虑环境、交通、通讯等建设，为人们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

第三，土地问题。随着地区性人口的不同增长，东部地区城市和城镇的土地需求要比中西部地区更加集中。需要处理好东部地区与部分中西部地区作为国家农业和农作物主产区，保护耕地和城镇发展用地存在的供需矛盾。

第四，关于适应小城镇发展的财政政策。要根据农民的支付能力和承受能力，应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

第五，关于城镇化水平的计算方法。要明确城镇化不同于城市化的概念，其计算方法也应该改变。

中国城乡关系出现新变化

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吴晓华日前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吴晓华说，我国城乡差别表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在沿海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出现越来越大程度上的重叠和交叉。

随着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内部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力量推动农民离开农业。正在失去各种计划福利的城市户口对农民再也产生不了多大吸收力，同时在城市就业却又遭遇各种不公正待遇。

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正逐渐成为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入。城市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向农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已经降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工业化中后阶段应该出现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现象并没有出现。

近些年来，在城市大发展的浪潮中，县城及其他中小城镇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在发育不健全的城镇体系下，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难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