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不宜升值

中国内地近年经常受外界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蒙代尔却指出，让人民币升值是个坏主意，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不但帮不了日本的忙，更可能导致东南亚国家货币动荡。他认为中国应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能听信要求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错误建议。

蒙代尔认为，中国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一段时间，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内地若调整汇率政策将令人怀疑内地将实行浮动汇率或有其他改变，不利于稳定人心。有些国家提出要人民币升值，也许是希望令中国变弱的一种手段。蒙代尔表示，内地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合理。他指出，人民币不应升值原因有五：一是升值将增加外资投资成本，影响外资对华投资；二是加大内地通缩压力，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三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调整汇率没什么意义；四是增加失业压力及政府财政赤字；五是打击市场对人民币信心，加大对内地调整汇率政策的猜测。

“三轨”并进，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必亮认为，中国目前出现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即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形成了“三轨”驱动的状况：国家传统工业化力量的进一步推进；国际性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影响；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所形成的新生力量的牵引。

他认为，这次工业化过程与全球化、信息化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他特别强调，对国际性跨国公司近年来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应予以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同时，到目前为止，推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仍然还是建国后由政府举办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力量。它的生力军主要是国有企业及乡镇企业。对于新近出现的建立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基础上的新型工业化，他认为，主要是一种知识型的、以高科技发展为主体的工业化推动力量。由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刚刚确立不久，所以，这股力量在目前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但发展前景却是非常广阔的。

胡必亮强调，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抓住这样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将三股工业化力量都充分地利用起来，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经济增长应当把提高效益摆在第一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庆芳指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还埋藏了许多影响持续发展的隐患。

她指出，GDP是各部门生产的总量，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效益如何是体现不出来的。据计算，中国1985-2000年的GDP中有21.8%的财富是靠生态赤字，通过“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换取的。同时生产效益较低，如社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无效产品的比重过大，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较高，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庞大等。

如果扣除生态和环境赤字，扣除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扣除各种因效益不好或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扣除因挥霍浪费、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而浪费的资金，还有资金外逃、贪污腐败各种黑洞所造成的损失等，真正的有效GDP将大打折扣。因此，不应将高速度作为考核和奋斗的目标，应当以提高效益为前提，只有把提高效益摆在第一位，才能提高有效GDP的比例，保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政府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阻碍良好经济环境的营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张曙光认为，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是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阻碍。不仅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且各部门的红头文件都是在自我授权，为老百姓“立法”；单位人、挂靠单位、审批制仍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常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生活和活动很多都得有求于政府及其官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营造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不可能走得太远。张曙光认为，一些歧视性政策，比如，对农民工进城的歧视性规定，对民营企业和民间机构的歧视性规定，对不同规模和贡献的企业的不同对待，对本地企业单位的偏袒和对非本地企业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一些限制人们正当经济自由权的政策规定等等。这些是真正阻碍营造和优化发展环境的主要因素。率先取消这些歧视性规定，就会创造出一个真正有利于发展和创新的制度和环境。

巨额不良资产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由国情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主持撰写的报告《中国银行体系贷款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称，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增长。该报告主要得出四个结论：一是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仍然必须重视贷款指标。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仅关注货币供应量指标，而不关注贷款增长指标是危险的。二是前几年银行体系存在明显的惜贷现象。1996年以来实际发生的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三是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增长。降低不良贷款率不仅涉及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而且已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四是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浮动幅度时机已成熟。如果通过适当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和存贷款利差应该可以缓解信贷紧缩的状况，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偏紧的状况。夏斌说，信贷市场的实际情况也显露，近10个月贷款的迅猛增长和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的利率逐渐放开、加大浮动范围，有相当大的关系。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不应盲目求大

经济学家钟朋荣说，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里将占主体，三分天下有其二。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体制的选择，民营经济是要家庭模式还是要其他模式。第二是规模的选择，中国的民营企业搞世界五百强，搞大集团还是搞小经济，应该像浙江一样，不是大而少，而是小而多。通过外部的合作、外部的交易来实现经济的组装。是用外部交易关系来代替内部的管理关系。钟朋荣说，我不主张中国民营经济追求五百强，盲目大就虚胖。与此相关的，中国的民营经济应该强调专业化，在世界分工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面向世界经济，不是要追求多，而是要追求专。

加快建立贸易救济体系和预警机制

中国频频遭遇反倾销案，多位反倾销专家提出，今后国外打压中国产品的手段将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具威慑力，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也开始体现这个趋势。

因此，许多专家呼吁“要加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和预警机制！”下一步我国将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完善政府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并适时启动电子信息产品、农产品等重点产品、敏感产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而对企业来说，价格的确是竞争的一种手段，但并不是价格越低就越有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室主任王晓晔说，中国产品的质量、技术已经越来越高，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很有竞争力，但不少产品价格仍然定得很低，中国企业应该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充分认识到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自己的国际化意识。

CEPA：中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环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协议的签订是中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大中华经济圈开始画圆的起点。

专家认为，所谓大中华经济圈，是指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区。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

失业预警机制该建了

今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缺口为1400万，非典疫情对就业产生较大冲击，使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达到失业警戒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建议，我国应该抓紧建立失业预警机制。

今年城镇新增的劳动力资源1000万人，再加上现存的60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近800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测算，计划全年新就业1000多万人（其中净增就业岗位约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左右。

非典疫情较严重的广东、北京、天津等地政府，相继出台包括对部分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税收减免等政策。但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单一、零散，并缺乏相应标准和程序。因此，必须将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及制定实施一整套应急措施摆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