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全国烟草行业财经秩序专项整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姜成康局长再次强调必须要组织好低档卷烟生产的问题，具体谈到了采取定量与定点相结合对低档卷烟生产进行补贴的办法。为鼓励低档烟生产的政策性补贴标准的出台，使国家局缓解目前低档烟紧缺的市场状况的思路逐渐明晰。

虽然从2001年6月税改以来，国家局就多次强调过要保障低档烟供应，解决低档烟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但近2年来，低档烟产销量的下滑还是触目惊心——

市场告急

同样是5月15日，《红塔时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文章不长，反映的呼声却很迫切：“农村人种田收入低，通常抽每包1元左右的香烟，请你们多卖一点块把钱上下、符合我们口味的香烟。希望像红塔这样的知名企业考虑多生产一些适销对路的低档烟，满足农村市场需求，让广大农村消费者满意。”

近段时间，这样的呼声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传到行业的各个角落，并且越来越强烈。农村和部分城市低收入者买低档烟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烟草行业在满足市场需求问题上受到消费者集中质疑的地方。

家住河南省襄城县的陈大爷差点就不抽已经抽了几十年的“黄许昌”了。他还记得自己刚开始抽烟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牌子，也习惯了它的劲头。而且自己有限的收入还只能接受它原来2块钱的价钱。

但今年上半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原来的软包“黄许昌”，没什么太大变化，却变成了2.5元一包，陈大爷的算盘就拨拉开了——过去平均1根烟1毛钱，如今一包烟涨了5毛，就相当于一包烟少了5支烟，那么每个月三条烟就相当于少抽了150支，也就是7包半烟，一年下来又该是多少啊！

烟价的提高让陈大爷犯上了嘀咕，是不是该换个牌子呢？可多年养成的吸烟习惯却让他对“黄许昌”情有独钟，换的几个牌子抽得还真不太得劲。

好在没多久，“黄许昌”的价钱就又落了一些，降到了2.2元/包，陈大爷看看，得，这个价钱也还勉强可以接受，这才又把“黄许昌”放进了口袋。

陈大爷的反复折射出“黄许昌”的生产厂家在低档烟市场上的无奈。为了应对低档烟税负大幅上升的压力，许昌卷烟厂想到的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提高销售价格来缓解一部分税收压力。但市场的激烈反应让它吃了苦头，短时间内市场份额就下降了好几万箱。虽然他们还仅仅是选择了6个销区尝试提价，但结果不但这些销区的销量下降，还影响到了一部分没有提价的地区也跟着下滑，只好赶紧停止了这种尝试。

除了提价，更多的厂家选择的是调高产品结构，减少低档烟生产以减少损失，造成了低档烟产量的急剧下滑。2001年，全国五类卷烟比重为23%，2002年就降到了17%，今年1季度为11%，产量同比下降了35.6%，比重同比下降6.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一些省销量出现持续下降，而且是大幅度的下降。从4月份当月销量看，有11个省（区、市）下降，分别是河北、河南、北京、辽宁、内蒙古、湖南、深圳、安徽、重庆、广西、青海。追根溯源，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效货源的供给不足。换言之，销量的下降并不是由于需求的下降，而是消费者买不到适合他们消费能力的低档烟。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结构特点和历史传统，卷烟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首先体现在数量上的不对称。农村消费者数量远远多于城市；其次是消费档次上的不对称。农村卷烟消费档次较低，据统计，2001年我国城市卷烟平均消费水平是4.87元/盒，农村平均水平是2.04元/盒；城市卷烟平均消费水平2001年比1995年提高了1.67元/盒，农村仅提高了0.74元/盒，农村的消费水平增长不及城市的50%。我国社会经济消费水平及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低档卷烟市场容量还十分巨大。

当前，持续减少的低档烟供应与相对固定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成为摆在烟草行业与消费者之间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

诚然，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经济水平并不是烟草行业的课题，但因为低档烟市场主要是农村，所以低档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供应问题，上升到“三农问题”的高度，这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

“烟草是专卖品，市场安排、市场供应是我们的责任。”国家局姜成康局长在今年行业发展计划会上强调，“我们烟草行业也应是对社会、对市场负责的行业。”

更何况，烟草行业的各项工作都是整体协调、全盘考虑进行的，低档烟供不应求的问题同样牵涉到了行业自身的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给许多工作带来了困扰，直接影响到全行业卷烟总销量和经济运行环境。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烟草行业主动放弃了低档烟的市场，“假、非、超”烟首先会立即挤占进来。此外，不规范小烟厂将更难关，组织结构调整推进困难，中国烟草对市场的占有率、控制力会下降，卷烟销售网络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优质服务”、“让消费者满意、让零售户满意”无从谈起。占领、扩大市场份额尚且做不到，更遑论在此基础上的引导消费，创造需求，这对我们一直在进行的网建、市场整顿等工作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与低档烟产量下滑伴生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整个卷烟产品的结构不合理。以前主要生产低档烟的厂家在利润的驱动下，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提升结构，开发了许多新的牌号，纷纷掉头希望能在中高档卷烟的市场上寻得一杯羹。有数字显示，现在一二类卷烟库存比重分别比销售比重高出8.57和4.16个百分点。全国一类卷烟现在共有143个牌号、307个规格，其中低于1000箱的牌号有56个，规格有175个，牌号规格比重占57%，而产量比重仅占2.5%，有些销售跟不上的品牌库存已达到了可以卖5到6个月的程度。这种结构与市场消费是非常不合适的，不但造成了销售总量的减少，更浪费了行业许多宝贵的资源，中高档卷烟产量增大，价格下降，整个行业的利益也会受损。对这些企业来说，生产出的卷烟卖不出去也的确是得不偿失。

物以稀为贵。一些坚持低档烟生产的厂家在市场上成了“香饽饽”。单安徽阜阳卷烟厂在去年11月举行的卷烟交易会上，四五类卷烟3.48万大箱的订单就分给了福建、河南、山西、江西、浙江、青海、广东、江苏、大连、辽宁、吉林、上海等诸多销区，一时风光无限，着实让其它被地区封锁和激烈竞争弄得焦头烂额的高档烟销售人员感慨一番。

低档烟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消化陈次烟叶及制丝线上的拣剩原料，这又可以为行业挽回一大笔损失。国家局运行司副司长赵洪顺告诉记者：“从一定意义上看，五类烟是保持行业结构和总量的一个平衡点。”“这就像一场战争中的正面主攻战与狙击战，你能说打狙击战的对战争的胜利起的作用就不大吗？”

所以，在我国卷烟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低档烟，不能仅仅因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就从市场上消失！

财政支持  原料保障  商业助力

理论家们这样解释：任何缺失了的市场，如果不是因为特定“时空点”的需求不足以支付供给，那么，就必定是因为当地的制度没有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所以，保证低档烟的供给，从政策上说主要就是尽行业最大的努力来保证生产低档烟有适当的效益。

去年，因国家税制改革带来了税负的增加，财政部返还了10亿元全部用于支持烟草行业产品结构调整，对符合要求的低档烟生产厂家进行补贴，保障这些厂家生产的基本盈利，对稳定低档烟的生产起到了一定效果。

今年国家局将这一补贴措施进一步加以完善，形成了《关于2003年低档卷烟政策性补贴的实施意见》，对低档烟的补贴进行规范。

这份《实施意见》明确了对低档卷烟特别是五类卷烟生产政策性补贴的指导思想——“相对集中，基本稳定，政策扶持，保证供给”。

——“相对集中”是指企业比较多、产量比较大的省级公司要结合本省卷烟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规划，明确一至两家资产状况比较优良，管理水平比较高、产量规模比较大、技术装备一般的卷烟生产企业，相对集中生产低档卷烟，并通过对品牌整合，使低档烟生产逐步过渡到向产销批量大的牌号和生产企业集中。

——“基本稳定”是指通过相对集中生产低档卷烟的企业，保证低档卷烟的生产相对稳定、连续，逐步过渡到定点生产。

——“政策扶持”是指对低档卷烟特别是国家局确定的低档卷烟定点生产企业实行政策性补贴，确保低档卷烟生产者的利益，保证企业的正常发展。

——“保证供给”是指通过政策扶持低档烟，按市场需求合理安排低档卷烟特别是五类卷烟的生产牌号和产量计划，确保市场上低档烟不脱销断档，满足广大农村市场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

《实施方案》同时确定了低档卷烟政策性补贴的原则：实行定量补贴与定点补贴相结合，并逐步从定量补贴过渡到定点补贴。

2003年，国家局将安排5亿元用于定量补贴，对10万箱以上的生产规模、单箱利润在500元以下的烟厂，五类卷烟单牌号产量在1万箱以上，四类卷烟每条13元以下、单牌号产量在3万箱以上给予补贴，四类与五类卷烟补贴资金分配比例为3∶7。

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国家局将在定量补贴的基础上，安排3亿元对列入国家局低档卷烟定点生产企业目录的15家企业单独给予补贴，帮助低档烟生产形成规模效应，产生大品牌。

符合国家补贴条件的一些企业对这一政策也表现了相当的兴趣。张家口卷烟厂厂长卢瑞刚在谈到低档烟财政补贴问题的时候首先就强调：“我们厂的情况应该说和要求的基本符合，低档烟的总产量比较大，有两条生产线，一条是1985年投产，一条是1995年投产的，在制丝水平和卷接包等机械的水平不算太高，但都是够用的。”

他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两点考虑：“一是在原料供应上能否有所倾斜。就我所知，一些烟叶的丰产地区根本就不收购下等烟叶，这使五类烟的原料价格偏高，能否解决。还有就是对这些定点厂家的五类烟生产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在保证低档烟供给的同时，也应该有一些一二类烟的生产来保证企业的利益。”

事实上，中国烟叶生产购销公司已经注意到了第一个问题。在该公司进行的《关于卷烟企业烟叶使用情况调查的汇报》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目前低档烟烟叶紧张的问题。烟叶公司指出：1997年烟叶超收超储，下低等烟比例维持在高位，近年来的消化库存工作基本完成，对下低等烟叶的需求也恢复正常。 但由于部分产区实行下低等级烟叶不收或限收政策，使烟叶等级结构出现不均衡。2001年下低等烟叶生产比例为10%，2002年为6%，低于卷烟正常需要比例；2002年度烤烟购销合同共签订下低等烟112万担，占合同总量1741万担的6.5%，这一比例也明显低于卷烟需求的比例，造成了下低等烟叶的紧张。

原料价格压不下，对控制低档烟的成本极为不利。为此，国家局已经做出规定：“确保低档烟生产所需要的下低次烟叶供应，低次烟叶要执行国家局确定的调拨价格，不得上浮。”

要保证低档烟生产厂家的效益，也离不开卷烟商业部门的努力。今年的税制调整之后，卷烟产品的计税基价已经从原来的调拨价变成现在的交易价格，这对低档烟的生产厂家来说无疑又增加了一层负担。规范五类卷烟调拨价格和批发价格，确定合理的毛利水平是当务之急。

可以看出，低档烟的各种保障工作已经让行业的各个主要部门都行动起来，但这些都还是外力的作用，更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依靠各个生产厂家内力的积累，在成本控制上多下工夫。

就像姜局长对低档烟扶持提出的“四个一点”——烟叶产区的调拨价格贡献一点，卷烟经营单位让利一点，工业企业把成本控制抓紧一点，国家局扶持一点。 这些力量的汇集，让我们看到了解决低档烟供应问题的希望。

长远之计 重提税改

从市场角度来分析，以上提到的各种政策因素都能对低档烟的生产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生产低档烟的亏损这个不容分辩的事实还是保证低档烟供应的最大桎梏。所以要真正解决低档烟的供应，就必须让其盈利，而不是单纯的行政让利。这就不得不回到税改的问题上。

在中国卷烟的发展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低档烟的供应问题。1994年以后，卷烟的消费税实行按卷烟出厂价40%的一档税率，这使得到1998年上半年末，一二类卷烟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四五类逐年下降，原因也是卷烟企业生产的严重亏损，商业因无利而不愿经营，导致低档卷烟脱销断档。

直到1998年，为了解决卷烟企业生产低档卷烟严重亏损，增加农村市场供应，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务院决定对卷烟消费税税制进行改革，从1998年7月1日起对卷烟实行三档差别税率，即：一类卷烟的税率由40%提高到50%，二三类维持40%不变，四五类由40%调整为25%。这个卷烟消费税政策的调整，解决了生产四五类卷烟严重亏损的问题，增加了低档烟市场的供应。与此同时，四五类卷烟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产销回升，亏损企业减少，给扭亏增盈工作带来有利局面，烟草行业顺利完成了国务院提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但不利的一面是，高档卷烟比重大的大型卷烟企业的税负明显加重，削弱了大企业优势地位，同时，四五类卷烟比重大的小烟厂生产积极性很高，不愿走向关停并转，对行业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

所以，2001年税改的目的，其一是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其二是帮助加快小企业关停并转的步伐。当年6月1日起，国家实行的新的税收政策，采取从量与从价结合的征税方式，按量每箱（5000支）征收150元的定额消费税；从价计征的依据是卷烟生产企业与商业企业在全国烟草交易中心或各省交易会的公开交易价格，不含增值税50元/条以上的卷烟是45%的消费税，50元/条以下的30%的消费税。

这次税改，四五类卷烟税负增加幅度达到了95%，生产四五类卷烟严重亏损。初步计算，生产五类卷烟每箱的平均亏损就有120元。

现行税制在烟草行业的组织结构调整中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表达了政府关注卷烟消费者身体健康的良好愿望，但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企业生产低档烟的积极性。

综合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烟草行业要想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低档烟的供应，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或者是产生生产低档烟的大企业，而这，不靠市场竞争是很难做到的。要想形成竞争，市场就必须有利可图，现行税制明显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所以，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不影响国家税收稳步增长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中低档卷烟的税负，进一步改进从量计征的办法，根据产品结构，对不同档次的卷烟产品计征不同金额的从量消费税，以求得税赋的合理性。

财务司的有关人员建议，从长远看，是否可以考虑税收政策调整与财政分配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改变目前卷烟消费税与财政基数挂钩的办法，采取欧盟国家对卷烟消费税的财政分配体制，即消费税全部归中央，不与地方财政基数有任何联系。也可实行美国、加拿大对卷烟消费税的财政分配制度，对卷烟消费税实行明确的分税制，确定分成比例，调整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对卷烟生产行为征税，地方政府对销售行为征税，这样权责明确，税收合理，企业赢利有保证，低档烟的产量的长期稳定才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