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日前撰文指出，目前非典型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服务行业，而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所受影响有限。若就“非典”疫情的爆发而对中国得出负面的印象，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罗奇说，“非典”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确实已经很明显，并以北京受到的影响最大。但他指出，制造业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中国属于制造业密集的国家，中国内地的生产受到的影响有限。而且中国现已采取了严格的公众卫生措施，因此，预计2003年第2季度和第3季度的生产损失应视为暂时性的，到2003年底至2004年初，有关数字很可能会大幅上升。

罗奇认为，“非典”疫情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暂冲击。而且，他对中国爆发“非典”疫情后的前景，反而比疫情爆发之前更乐观。他认为，首先是中国政府表现出了负责任的精神；其次，中国政府通过处理“非典”疫情提高了透明度，这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三，中国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这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认为，“非典”疫情可能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中国可能从这场疫情中汲取经验，崛起并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非典”危机中的改革压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教授指出，对这场“非典”危机，仅仅估计它对经济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它反映了我们某些体制方面的缺陷，这也是最大的压力。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压力的推动下，加快改革。

政府改革的压力。从“非典”危机中应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机制建设上面临着许多应当解决的问题，政府把自己的职能定位于优先解决各类重大社会问题方面，是一件相当迫切的大事。

传媒改革的压力。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当从这次“非典”危机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传媒体制改革。

医疗体制改革的压力。“非典”的爆发，暴露出我们现行的医疗体制同抗击疫情的严重不适应性，必须严肃思考现行医疗体制的改革。

社会改革的压力。应对突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但目前国内还较少有相应的民间组织与国际性专业组织和国际志愿者组织接轨，而吸收各类捐助的民间基金会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非典”发生期间，反映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弊端，应当加以改变。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该反思 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但对外资依赖程度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政府依靠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用也在趋于减弱，这是很危险的。

张教授说，已经到了必须反思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是激活民营企业，改变中国现有的市场和资本分配格局。张军直言，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是保护国有企业的，证券市场还是国有企业的天下，所以必须给民营企业以更多的国民待遇，为他们打通更多的市场准入渠道。

如果说第一次体制改革是一次微调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进行第二次体制改革，就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张军乐观地表示：既然在体制微调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如此高的增速，那么资本市场的顺利改革，将使中国经济更具发展活力，再保持20年高速增长没有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回暖 针对股市大幅下滑，股民对未来信心不足的情况，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萧灼基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几年中国相当不错的宏观经济形势与股市的下滑表现是不相适应的；在间接融资方面，银行储蓄大幅度增加与股市走势下降也是不适应的。

萧灼基认为，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可能有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背离，但不能长期背离，它一定要反映宏观经济的走势。因为现在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存在。

首先，从股市自身的规律来讲，有跌必有涨，中国股市必然要回升。

其次，中国宏观经济正处在一个温和的回升阶段，今年的经济形势总体仍然不错，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同时，现在中国居民存款很高，这表明进入股市的资金潜力很大，只要政策适当、市场活跃，市场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信心。萧灼基说，现在虽然有个别公司违规违法、弄虚作假，但更多的公司是比较优秀的，而且经过市场整顿之后，好的公司会越来越多，市场行为会越来越规范。现在中国股市正在逐步回暖，因此对中国股市是有信心的。

★财产当重在“为谁所用” 经济学家钟朋荣将私有财产按照最终用途和归宿分为两类：私有私用制和私有公用制。私有公用制又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私有财产最终捐献于公益事业。第二种，财产的私有制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归个人所有，但所有者永远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收益，其合法私人财产，只是他经营企业、为社会做贡献的、稳定可靠的基础。资本对这种人来说，只是一种责任。他今天有价值10个亿的资本，意味着要获取1个亿的利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些利润，则达不到银行存款利息的水平，他就会感到企业办得不成功，就会吃不香睡不好。这些资本的真实功能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税收。因此，如果将所有制细分，它应当属于私有公用制。

钟朋荣说，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财产的实际归宿和最终用途，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个机制：让财富更多地积累起来，实际上为大家所用，为社会做贡献，为大部分人带来实惠。

★大中小城市应协调发展 经济学家厉有为日前提出，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中，要防止小城镇与城市主次关系颠倒，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和盲目扩镇、建镇热潮。

厉有为说，从我国国情出发，城镇化过程中接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和主导方面应该是城市，其次才是小城镇，决不能找错方向。城市是接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在农村人口转移中包含了小城镇，但绝不意味着小城镇唱主角。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这样才能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他指出，要坚决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农村人口多。现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户籍制度正在改革，农民进城的门槛在降低，这是推进城镇化所必要的。但同时必须坚决防止在城市基础设施跟随不上的情况下，人口过快膨胀，造成效能堵塞，供水、供电能、供气紧张，垃圾爆满，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恶化等大城市病的发生。

★政府反贫困应以“救急”为主 在谈到目前城乡反贫困战略中，应如何处理好“救急”和“救贫”的关系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说，“救急”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救贫”则属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范畴。他认为在政府的反贫困战略中，要以“救急”为主，“救贫”为辅。

因为如果政府以“救贫”为主，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会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政府只能是加税，或是多发票子。税加重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会下降，新增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失业的人增加，需要保障的人就会更多。如果不提高税率，财政出现赤字，就必须多发票子，则造成通货膨胀。

所以，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人群，政府反贫困应以“救急”为主，只在他们因病、企业破产或因减员而失业时给予短期救济。长期来看，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不是根本解决办法。在现实国情下，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激发所有具有劳动能力人群的经济活力，低保线只能针对特定的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群而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福利。

★四大壁垒阻碍人才流动 人力资源专家彭剑锋教授说，中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偏低，人才流动仍存在许多障碍。他指出，要改变中国人力资源现状，四大壁垒必须打破：

国际人才与国内人才之间的壁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才市场也必须融入国际，但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整套真正适应国际人才市场竞争的对接机制。

体制内与体制外壁垒还未完全打通。国有和民营两种体制间人才壁垒久攻不破。

企业人才和政府人才、学术机构人才之间壁垒依然存在。只有在政府内引入市场化的人才机制，将企业人才和政府人才打通、互动，才能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人才体制。

城乡之间也存在壁垒。有两个弱势人力资源群体不应被忽视：一是农村人力资源，二是欠发达地区。他认为，中国许多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用行政手段聚集人才，而恰恰是行政手段又强化了人才不平衡。行政手段应关注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的人力资源问题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