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加速科技创新与进步，显著提高我国科技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人才。近两年，党中央确定实施人才战略，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特别是要培养高科技人才。本期的“金叶之子”栏目里，我们选择了三位烟草行业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生只做一件事

——记烟叶分级专家冯国桢

本刊记者 徐丽华 余莉

“……4月1日，厦门；4月20日－25日，南京；5月14日－20日，桂林……”，工作日程安排得如此紧凑的人，容易使人联想到是公务繁忙的某大集团总裁，事实上他是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干部。他就是我国烟叶分级技术专家，中国烟草总公司烟叶公司收购加工处原处长冯国桢。

召开技术指导现场会，推广先进技术。

提起冯老，行业里稍有些工龄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不讲报酬、不图享受，他到下边去肯定也是这样。”大家评价他时所用的词几乎都是一致的。“把烟剖开，他能把烟丝归类，哪些来自中部烟叶，哪些来自云南烟叶，哪些来自外国烟叶。”抽烟的人很多，但能把烟分析得如此透彻的恐怕全国也没有几个人。这种近乎神奇的技艺，听起来虽有些夸张，但从中也可揣摩出几分“国手”之涵义。记者听着这些“传说”，怀着七分敬仰三分好奇，去寻访这位“世外高人”。

老“farmer”

古铜色瘦削的脸，透露出的是农民的纯朴气，精神矍铄，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其实，冯老的身体不是很好。由于长年的工作奔波，吃饭无规律患上了胃病；经常蹲在田间看烟苗或者一整天地站着查看收购的烟叶，又落下了腰椎病。冯老话不多，但说起话来笑呵呵的，带点河南口音，给记者讲烟叶种植、分级、收购，时不时满足地吸上一口烟，双腿习惯性地蜷在沙发上。咫尺之间的切近感，让人觉得他就是邻居家的一位大爷，那样亲切、随和。难怪美国农业部烟叶标准培训中心的一位老师亲切地称他为老“farmer”（农民）。

在广东省南雄县收购烟叶（左三为冯国桢）。

由于中国烟区大多在老少边穷地区，为更好地指导烟叶工作，冯老必须克服更多的困难与烟农同吃、同住、同劳作。骄阳似火的六月天，一大片绿油油的烟田间闪动着一顶草帽，从这棵烟株到那棵烟株，一片烟田走下来，手臂上糊满了黑黑的烟油，午饭的时间早过了，胃隐隐作痛……这就是冯老几十年工作日中寻常的一天。50年如一日的辛苦劳作与跋涉，全国各地的烟区几乎都留下了冯老的足迹。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对农民的生活更能感同身受。

“农民挺苦的。我曾去过贵州的一个县，当地有一户农民，家里全部值钱的东西加在一起只值四块一毛六，没有被子，就盖玉米叶。”冯老皱着眉说道。“广西百色是革命老区，主要种粮、种菜，纵然饿不死，却也吃不饱，盖的是茅草房，上边住人，下边养牲畜，真穷啊！”说到这里，冯老目光中掠过一丝忧虑。

但那里气候适宜，具有作为烟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局派冯老去百色地区做科技副专员，就是为了用科技指导农民种烟叶致富。

种烟不似种玉米，它环节多，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技术性，冯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给烟农们细细讲述。讲了好几个晚上，从未种过烟的农民们仍是听一半丢一半。冯老便与助手们一起动手搞了一块示范田，从育苗、种植、护理、收割到初烤，手把手地教，一户一户地帮。冯老有腰椎病，弯腰整地起畦，痛得冒汗，有时腰都直不起，他也一声不吭。查看烟苗时，他在地头一蹲就是一整天。白天和烟农一起劳动，晚上一起聊天，当地烟农都说，这位北京下去的官，一点没有官架子，一双解放鞋， 一件夹克衫，有“阿诗玛”便分给大伙抽，抽完又和大伙一起抽“青竹”，大家用当地方言亲热地叫他“爷老冯”。

“冯国标”

冯老朴实的农民形象似乎与烟叶分级技术权威不太相称，但正是这种像农民一样与土地亲近的情怀，像农民一样能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成为烟草行业当之无愧的“冯国标”。

从60年代起，冯老便参加15级烤烟国家标准的研究制订工作，既研究文字标准，又要制定实物样品。从15级到40级再到42级烤烟国家标准，以及白肋烟国家标准的研究制订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

制订国家标准是项复杂的工作，制订出的标准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行性，要根据烟叶长势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将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用各个不同等级区分开来。要综合考虑部位、颜色、杂色、成熟度，微带青、光滑等多种因素，既要在理论上更要在实物上区分开来。这就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烟叶情况了如指掌。冯老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大烟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主持制订国家标准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俨然就是一本活的“烟叶大全”。

烟叶分级标准的制订工作是艰难的，但如何在烟区推行、在烟叶收购中施行这些标准则更为不易。1981年以前，烟叶收购中没有国家统一标准，一律实行地方标准，要从地方标准过渡到国家标准，再从一个国标过渡到另一个新国标，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冯老就给烟农做思想工作，给烟叶收购者举办培训班，一点一滴地传授国家标准技术。从国家局和烟叶公司到省公司、分公司到烟厂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无不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冯老的徒弟！”

每年到了烟叶收购的季节，冯老都要亲临一线指导工作。十一、十二月份工商贸易交接，烟叶质量技术监督，他要参加并进行技术指导。冯老还每年应邀参加烟叶公司检查组的工作，到烟叶主产区监督、检查基层各收购站对（烤烟）标准的执行情况。凡是遇到有关标准的争议，难以确定烟叶等级时，冯老的鉴定就成为令众人心悦诚服的终审鉴定。

在主审烟叶标准样品过程中，冯老总是坚持原则，严格把关。全国20多个省，每个省几十个等级，他都一片一片仔细审。在确定烟叶等级时，冯老从来是“看烟不看面”。冯老是河南人的骄傲，因而有时河南人就希望他能念在老乡情义的份儿上放宽一点，商量道“这些就算三级吧。”说着就把烟叶放在了三级堆里，但冯老仍是坚持把那些烟叶放回到四级里。冯老就是这样，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工作起来却“不近情面”。

“烟青虫”

冯老生长在曾为“烟叶王国”的河南，自1951年参加工作进入烟草行业开始，就一直从事烟叶工作。他走进烟田，以实践精练技艺，几十年如一日地扎实工作，心无旁骛地不断钻研，终于成为一名烟叶技术专家。一片烟叶，他通过眼看手摸，能准确判断出是什么品种，长在哪一部位，哪个地区的，还能进一步推断出烟叶生长的气候情况，施肥程度等等。冯老对烟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农业部的一位处长戏谑地称他为“烟青虫”，意指他是吃烟叶长大，以烟田为家的。

冯老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烟叶”填得满满的，当然他有时也爱打打牌、下下棋，也好与同事们聊聊天，可同事们说“老爷子”有“烟叶病”，一聊就又聊到烟叶上去了。至于现代的娱乐方式他是绝不沾边的，同事们曾经拿他打赌，要是谁能把“老爷子”拉去唱唱卡拉OK，就给谁一笔钱，可是没有谁能拉得动。他的心思都在烟田里，烟叶上。

“烟青虫”是离不开烟田，离不了烟叶的。干了一辈子烟叶工作的他，本该像其他离退休老人那样在家养花种草，安享晚年，而冯老却仍像在岗时一样，一年365天中300天都出差在外。为了国家局姜副局长语重心长的嘱托：“老冯，你虽然退了，烟叶公司要有事，叫你来，你还得来呀！”也是为了他深爱的烟叶工作，退休后他不计报酬地为烟叶公司做事，指导生产、参加烟叶收购、培训技术人员，担任烟区技术顾问。这份50年痴心不变的浓浓“烟叶情”着实令人感动。

以烟田为家的“烟青虫”可苦了家人了。夫妻两地分居达30年，好不容易把家搬到了北京，冯老又经常出差，一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老伴说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去百色时，冯老的大儿、二儿远在河南，小儿子虽在北京卷烟厂，住地离家也有十多公里，家里便只剩下因低血压连下楼都会头晕的老伴和一个外孙女。在这样的情况下，冯老仍是二话没说就去了百色，一干又是两年。我们真的很难分清冯老对烟叶和对家人的感情孰轻孰重，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对烟叶工作的热爱超乎所有人的想像。

一个人一生能始终如一地做一件事，最后做得游刃有余，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一种源自内心的持久的热爱和像锥子一样不断深钻的执着劲。冯老一直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