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为民，我国可靠性工程的开拓者、奠基人，我国高空无人驾驶飞机的主研人员。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国的国防科技和教育事业，其事迹可歌可泣，让人为之动容。尽管他不是我们行业的职工，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转载有关他的报道，缅怀他，宣扬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并激励大家向他学习。

燃烧生命为人民

——记共产党员杨为民

刘陈德 王新伟 谭梦

2002年1月30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系统工程系主任、可靠性工程研究所所长、我国国防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我国可靠性系统工程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杨为民溘然长逝，享年67岁。

在北航，全校师生开展了“比杨为民差什么？向杨为民学什么？”的讨论。这场讨论唤起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透视同一个问题———杨为民的一生留下了什么？

杨为民的生命是以事业为形式而存在的

2001年6月23日晚上，刚刚参加完沈阳一个新机型评审会的杨为民，匆匆登上返回北京的航班。一下飞机，他就直奔密云，参加另一个评审会。

与此同时，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份诊断报告送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楼士礼的手中：杨为民，胰头癌晚期。

密云评审会会场，讨论热烈地进行着。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杨为民的发言：“老杨，诊断报告出来了，请你马上回来。”杨为民听出这是楼书记的声音，来不及多想什么：“你让我把会开完，就回去。”

第二天下午，校党委派杨为民的同事龚庆祥强行把杨为民接回学校。

杨为民被告知了病情。他沉默着掏出一支烟点燃，一连抽了四五支，然后说：“明天我就要戒烟了。”当晚11点半，杨为民又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回密云，若无其事地继续主持第二天的会议。

7月3日，杨为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病房。几天以后，医院决定为杨为民做手术。手术原定进行7个小时，而3个多小时后，杨为民就被推出了手术室。几天以后，杨为民面对赶来看他的屠老师，落泪了。杨为民说：“我的生死无所谓，我担心的是咱们的事业，咱们的事业太大了，咱们的队伍还有断层，我想再干3年，让年轻人成长起来，70岁再退，可现在……”

2002年1月30日凌晨4时05分，杨为民与世长辞。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参加研制了无人飞机，另一件就是搞可靠性工程。”这是杨为民对自己一生事业的一个总结。为了这两件事，杨为民披肝沥胆，呕心沥血，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20世纪60年代末，某超级大国高空无人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为了与超级大国空中挑衅针锋相对，国防科工委向北航下达了研制高空无人驾驶照相飞机的任务。时年33岁的杨为民受命担任这种飞机的技术总负责人。在军事技术高度保密、相关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杨为民带领大家拼搏了近10个年头。终于，1977年冬，我国自行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进入试飞阶段。

试飞基地，组装无人机的工作紧张地进行。担任试飞总指挥的杨为民亲自参加操作，突然手摇吊车失灵，飞旋的摇把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掀起了巴掌大的一块肉皮。杨为民被送进医院，手术做了4个小时，缝了40多针。下了手术台，在医院仅住了一周，他便直奔机场，一干又是40多天。伤口感染、化脓了，一连发了40多天的低烧，他没当回事，硬是等完成了试飞任务才回医院治疗。医生揭开他脸上的纱布，看到几乎溃烂穿孔的腮帮，急了：“你为什么不按时来复查？没见过你这样玩命的人！”这块伤疤给杨为民带来了一个绰号：“拼命三郎”。

杨为民一生最珍惜的就是时间，他以分秒为单位追赶着自己的事业。

20世纪70年代，我国自制的“运七”飞机飞上蓝天。但10年过去了，它并没有真正投入国内的航班运行。因为在当时，我国的可靠性工程仅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并没有真正转为工程应用。“运七”飞机机载设备的使用寿命只有300—500飞行小时，而国外同类型客机相应设备飞行时间达数千小时。

要让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赶上国际领先水平，杨为民开始了新的拼搏。

秘书杨崇颐手中保存着一张杨为民1996年的“一周工作日程安排表”，在短短的7天里，他奔走了全国4个地方，作了4次报告或讲课，其中有两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杨为民时时刻刻把飞机装备的可靠性装在自己心里，而偏偏把自己身体的可靠性放在了这个概念之外。

一次，杨为民在办公室加班到了凌晨两点多，才打电话给司机，要车回家。可司机到了楼门口，左等右等也不见杨为民，找了半天，才发现杨为民已经坐在楼梯上睡着了。

杨为民有严重的肠胃病，长期以来不能吃肉，不能吃长纤维蔬菜，平时他吃的最多的是煮烂的面条和鸡蛋。但他曾经8天8夜没有离开办公室；曾经几次晕倒在工作现场；为了支撑他的精力，他的杯子里经常是一半茶叶一半水；一天两盒香烟抽不到头，急了还要用茶叶卷卷“大炮”过过瘾。

杨为民日渐消瘦，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到医院检查，杨为民最终知道了自己不愿意知道的事情。

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此时的杨为民，不仅深深懂得了生命对事业的重要，更加懂得事业对生命的意义。他在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以惊人的毅力，向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发起最后的冲刺。

做完手术，杨为民知道身上的肿瘤并没有被切除，他很平静。手术后两个星期，杨为民就把自己的病房当成了办公室。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正式的会就开了十几次，有多少次会他都是打着点滴开下去的；他与同事们的个别谈话或交待工作更是不计其数。

2002年1月29日，杨为民临终的前一天。一大清早，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几位主要领导就接到了杨为民向他们问候和安排工作的电话。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在和大家作最后的告别，把他难以割舍的可靠性事业郑重地托付给他们。

1月29日中午开始，杨为民昏迷不醒。晚上，北航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赶到病床前看望他。杨为民的爱人流着泪对校领导说：“老杨能说话的时候，一直念叨他们系的教学科研楼还没盖起来。”杜书记连连说：“知道，知道。在医院里老杨已经跟我说了好多次了。”

……

杨为民一生填补了我国的两个空白。他主持研制的无人飞机装备了我国空军；他提出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管理方法论在航天、舰船、兵器等国防科技工业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武器装备可靠性事业的深入发展……

杨为民的情感是以他人的幸福为基础的

事业之绳紧紧地连接着杨为民和他的同事们，而感情之结牢牢地把杨为民系在了同事们的心上。杨为民去世以后，参加追悼会的多达千人，数不清的挽联几乎把灵堂内外都染白了。人们挡不住杨为民匆匆离去的脚步，而在许多人的心里却永远留下了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有人这样说：“现在，哪怕是让他再骂一顿也好。”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杨为民一生克己为人，使人想起来难舍难分。

2002年2月17日，杨为民去世后的第18天。杨为民的女儿杨宇澜平静地把学校分给杨为民的房钥匙交回学校，她说：“我爸爸去世前一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去世了，你要帮我把学校分给我的房子收拾干净，交给学校。还有年轻的教师等着房呢。‘“

杨为民在北航工作了四十几年，从未伸手向学校要过房，一直住着妻子单位的宿舍。1970年，学校看到杨为民常常工作到深夜，还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往家赶，便千方百计想办法在校内给杨为民找了一个能够临时休息的地方。这样，杨为民就被安排进了学校里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筒子楼。

转眼十几年，就在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杨为民完成了无人飞机的设计工作，探索着可靠性工程这样一个中国还没有开展起来的事业。1992年，校长亲自批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给杨为民。杨为民知道后，婉言谢绝了。杨为民说：“我在学校住就是为了工作，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房子再大又有什么用？一个人不也就睡一张床吗！何况现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年轻人连放张床的地方还没有呢，蜜月还是靠借房子度过的。”这套房子的钥匙一直在负责分房同志的手中攥了两三个月。最后，还是校党委书记的命令才让他搬了家。

其实，杨为民早就理解事业与房子之间的关系，有的青年教师甚至因为房子的问题要离开北航。杨为民从未忘记他们的困难。1995年，作为系主任，杨为民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帮助同志们参加学校的集资建房。老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改善了，缺房和无房的年轻教师有房了，而在几次分房的名单上，始终没有见到杨为民的名字。

在予与取的问题上，杨为民也有不听劝的时候。1994年，杨为民获得国家颁发的航空金质奖章，奖金10万元。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发奖时特意叮嘱他：“这笔钱是给你个人的，不许上交。”但杨为民当天就把钱存进了系里的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的账户上。

多少年来，杨为民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地支配着属于他自己的收入。

1988年，杨为民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得到一架照相机，送给了系学生会。同年，他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提升两级工资。他每月拿出一级工资交党费，一级做学生奖励基金。

1991年，他获得军工系统“光华奖”一等奖，奖金5000元。他用这笔钱在系里设立了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之后，他又把自己每月100元的政府特殊津贴放进了这个基金。

1993年，他将获得北京市共产党员“十杰”称号受奖励的一台微机，送给了校党委办公室使用。

……

细心的同事给杨为民记了一本账，从1993年到他去世，他上交到系里的钱共有204413.35元。

一位深彻懂得唯物主义的伟人曾经这样说过：“只讲无私奉献，不谈个人利益，对一部分人可以，大多数人不行。”杨为民就是那一部分人中的佼佼者，他站在人群中，如果与人有不同的地方，那是必然的。（摘自《北京日报》200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