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名胜古迹，没有传奇人物，增村本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村庄。

两年前，它却因拥有30多台各类非法烟机，仿冒 27个省的各类卷烟，而被国家烟草专卖局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列为制假售假的重灾区。想想，30多台机械在一个村庄该是何等规模？又该有多少人参与？

今日的增村，再也没了那“繁华”的景象，静悄悄的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因为，不但烟机被全部查获，而且涉案人员有135人被起诉，81人在一审中被判刑。这座自称打不垮、摧不毁的坚强“堡垒”，又是如何被攻破的呢？初秋时节，我们先后走进石家庄和藁城进行了采访。

“割”不完的“韭菜”  小作坊“长”成现代化

增村，是有着“南北通衢、燕晋咽喉”之称的石家庄一个行政村，隶属藁城市。该村是典型的农业村，村民主要靠农业生产为生。80年代初期曾流行一时的木制手工卷烟机，也在这里流行着，烟民们因此告别了“一头拧”（手工卷旱烟），抽上了“两头听”（机械卷烟）。起初，人们只是为了方便，慢慢的有人觉得“抽着两头听，方便又威风”，因为在那时能抽“两头听”的都是干部。所以，就有人开始加工卷烟用于村里的红白喜事。再后来，农村集市、庙会上也陆续摆上了增村产的无牌卷烟。卷烟加工销售使增村人尝到了甜头，于是小批量、小规模相继形成。此时的增村人已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小额利润，他们想着扩大再生产，挣大钱，有人买来大型的烟机，开始仿冒正式厂家的卷烟。当地烟草部门打击围剿，他们就转为地下。旧仓库、旧厂房、学校、蔬菜大棚、养鸡场，都成了他们制假售假的窝点，还有的公然建起便于转移机器的厂房，暴利驱使着不法分子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赵振林司长在“9·22”行动中。

至今，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国明说起“4·12”暴力妨害执行公务案时仍激动不已。

1999年4月12日下午2时30分，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根据掌握的线索和群众举报，联合市工商局、公安局等有关单位百余人，分乘各种车辆26部赶往增村，顺利地查抄了该村两个非法烟丝厂。在第一个窝点，就在执法人员将制假机械装上车准备撤离时，被突然冲来的数十人锁在院里，任凭执法人员怎么宣传《烟草专卖法》，他们就是不听，只管从车上卸东西。不法分子杨振永、杨振辉带人接连殴打了好几名执法人员，并抢走手机，气焰十分嚣张。幸亏另一组的防暴人员闻讯赶来，当场抓获杨振永，执法人员和查获机械才得以撤离。

第二个制假窝点由于四周全是麦田，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加之机械沉重，工作进度受到影响。尚未装完制假机械，就有三四百人骑着摩托车，拿着铁叉、铁锨、大锤等呐喊着冲来。不法分子宋玉芳、宋建恒姐弟俩挥舞着大锤，由东向西，连续砸坏了六七辆车的玻璃；其他不法分子也不甘落后，抢警棍、砸钢盔，将保安人员冲散；还有的疯狂冲向执法人员，拳打脚踢。

销毁仿冒假烟。

人一旦丧失理智就无异于魔鬼。这些不法分子正是这样，他们仍不满足，又冲向一辆辆停放着的汽车。“一、二、三，掀！”连着5辆车被掀翻，有的车一连翻了好几个滚，就连警车他们也不放过。

晚上10时30分，石家庄市政府、藁城市政府、省市烟草专卖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带着百余名干警火速赶来。警笛声声中，不法分子仓惶逃离。在这次行动中，14部车辆被砸坏，6部车辆被掀翻，20余人被打伤，被抢走手机2部、车载电话1部、寻呼机1部、警棍8根，吊车被砸坏，2台切丝机和1台真空回潮机、3台烘干机遭破坏，部分烟丝被抢。

这一特大暴力妨害执行公务案于2000年4月29日，在藁城市人民法院得到宣判：17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另有两名被判无罪释放。

对此 ，不法分子没有引以为戒，却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他们看来：大不了判个一年半载，出来继续干。在以往几次的查处行动中，也都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致使不法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认识不到制假售假的危害，从而走向极端。结果就像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又出一茬，甚至由小群体转化成大群体；制假分子也相继发展为户联户、亲连亲。他们利用现代化的制假设备、通讯工具疯狂地制假售假，逐步形成了一张产供销一条龙的地下黑网。

“风暴”突来如破竹，“组合拳”打响歼灭战

一场打假风暴悄然来临。

2000年9月22日，对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来说是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而对增村制售假冒卷烟的不法分子，这天则是个黑色的日子。

在这之前的几天，国家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河北省藁城市增村有10台烟机制造不法卷烟。对此，国家烟草专卖局震惊了。专卖司司长赵振林断然表示：坚决一打到底。

9月20日，河北省600多名专卖执法人员统一着装，在邢台市集结。名义是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召开全国烟草系统政工会作队列表演。

9月22日5时，全体集训人员分乘22辆租来的大轿车，组成两个编队出发了。一上车，所有人员的手机、呼机都被统一收走，集中保管，行动极其严密。执法人员知道肯定有一场大的战役在等着他们。他们在等待着，等待着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这支队伍在国家烟草专卖局专卖司3位司长和河北省局领导的带领下，浩浩荡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上午10时突然降临增村，从而刮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制假售假活动风暴。

执法队员们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当场捣毁制假窝点10个，缴获制假烟机6台，切丝机3台，烘干机1台及大量的原辅材料。

这天下午，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藁城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赶到增村，并现场办公。藁城市市委书记张绍国明确表态：重拳出击，全力以赴打好歼灭战，确保增村成为无“烟”净土，藁城成为无假净地。

藁城市打假公开处理大会。

工作人员冒雨搬运查获的烟机。

增村成了藁城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心。

藁城市组成了由315名机关干部组成的专职打假工作队，市长郄英林等6名市级领导率领他们吃住在那里。他们以当年解放军清剿顽匪那样的工作精神，实行“关门打假”，在村周围设立了3个临时路卡，对9条道路进行监控，村口堵、上路查、区域封，力争把制假设备、原材料控制在村内，就地解决，防止转移和外逃。为了做到打必清、打必净、打必深、打必尽，他们还实行“源头打假”，采取拉网式逐户检查，清查闲置房屋，检查用电情况。这支300多人的队伍每天都要乘30多辆车，以增村为中心，辐射周围十几个村庄，对田间鸡舍、废旧厂房、果园小屋，逐个清查，不放过一个疑点。

经过多次打击后，不法分子已变得越来越狡猾，他们作案极其隐蔽，且流动性大。抓捕制假团伙头目周振京过程中，公安干警曾5次蹲坑守侯，5次落空。对此，打假工作队广布特情耳目，重奖举报人，对提供线索查获1台烟机的奖励1万元，抓获1名逃犯的奖励1000—5000元。在集中打击的3个月中，举报获奖人员达46人次，兑现奖励12万元。周振京最终被3名群众同时举报，一举抓捕归案。

这短短的3个月，却跨越了秋冬两个季节。在这3个月里，藁城市为此累计投入资金达560万元，出动车辆5000余台次，从而取得了打假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查获卷烟机等制假机械22台（套），捣毁加工窝点3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6名。

从重从严速判，增村有了安宁日

不法分子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9·22”行动会如此神速，藁城市委、市政府的力度会如此大，更没想到能抓这么多人。

至此，一些涉案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仍心存幻想，抱着侥幸心理，在等待观望着。还有的拿着报纸刊登的同类案例作比较，公然叫板：没啥大不了的，又不是假酒假药致死人命，最多判半年！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就没想过自己给国家财政造成的损失，给烟草市场带来的混乱。

此案惊动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也引起了省人大主任程维高的重视。他带领有关人员在藁城市召开了人大督办增村打假执法力度现场会。会后，省人大财经委主任陆生一天一个电话，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尽管在证据的提取中遇到很多困难，藁城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此作为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公、检、法联合办案和特案特办、专案专办，组织有关人员到漳州取经，并委派法院办案人员到省高院和最高法院汇报案情，通过石家庄市政法委组织公检法有关人员会诊，从而解决了制约审判的证据确认、销售金额认定和适用法律问题。

到目前，藁城市人民法院已对81名涉案人员进行了公开庭审和一审判决，其中76人被判有期徒刑，5人被单处罚金。被告人杨振辉被判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35万元，是刑期最长、罚金最高的案犯。

至此，不法分子及其家属终于老实了。通过这次集中打击和宣判，使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制假售假终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宣判后，杨振辉痛苦流涕：“要知道会判这么重，我死也不敢造假啊！”

此次集中打击和重判，也给增村人一个警醒。走进增村，随便拉住一个人问问：“敢不敢造假？”他们都会说：“傻子才造呢，除非不怕蹲10年大牢。”两年前，他们可不会这么说。

相对过去，增村今日确实变得静了。然而，“增村现象”却值得深思。

打假未有穷期，不少地方的行政、司法管理也还有漏洞，但这次治理增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调联动，就完全可以彻底铲除制假售假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