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理革命的一生似乎与烟草无缘，事实并非如此。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期间不仅与烟草结缘，而且将中国民族烟草工业作为抗战事业的一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有的贡献。鉴于至今周恩来同志及参与、知晓此事的李克农、夏衍（夏衍在1981年写的回忆抗战文章中略提及此事）、潘汉年等领导人临终也未提及，所以这一烟草重大历史事实鲜为人知。

一中烟厂全称为一中制烟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由几位文化名流和工商界人士控股成立于广西桂林。总经理张云乔，董监孙师毅两位为30年代上海电影界知名人士。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期周恩来为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孙师毅是其下属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机要秘书。孙实际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张云乔与工商界有广泛联系并有从事工商业的条件，得到周恩来当面认同，并指示今后由孙师毅作为联系人。孙师毅是否是与夏衍一样是地下党员可能只有周恩来和夏衍知道。

一中烟厂1940年在桂林象鼻山脚选定厂址，开始生产香烟。当时，李克农同志被安排到桂林筹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长沙大火后，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经水路陆路向重庆、广西撤退。途中，广西白崇禧车坏了，恰巧遇到周恩来的小车，周请白上车同行，途中谈妥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一事）。当时，桂林人口大增，住房紧张，李克农与张云乔楼上楼下同住半月之久，直至八路军办事处住房改善，张云乔与李克农才不再公开联系。

周恩来同志给孙师毅同志的亲笔信。

1942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人员迁往重庆，而办事处的余留物资、器材（包括印刷设备）均委托张云乔处理（实际上是通过张转到共产党控制下的文化出版机构）。孙师毅在重庆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孙、张两人利用工商和航空的关系条件，将所得的情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交办的讯息情报传递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孙常将重要文件、经费加封后，交欧亚航空公司的渝桂班机捎给张。周恩来一次交孙汇给张的钱达10万元之多（见周恩来给孙的便笺）。“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希即准备十数，弟于二十三号当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弟羊羽子上。”信笺中的“韩兄”是孙师毅代名，“云兄”指张云乔，羊羽是周恩来的号翔宇的转化，“十数”即10万元。张对前来取款的人从不问姓名，只凭暗号对准交付以免泄密，现在才知道是给地下党的经费。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逼近广西，一中烟厂于1944年迁至贵阳，一路艰辛。当行至都匀时已钱粮绝尽，周恩来知情后托人带一金条交与张，张在都匀中央银行将金条换成通用币，全厂老小、家当才安抵贵阳，并在贵惠路选定厂址，恢复生产。一中烟厂恢复生产后以推销香烟为名在重庆市米亭子（地名）开设一中烟厂驻渝经销处，表面作工商服务办事机构，实则是我党的一地下联络活动场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维持即将瓦解的专制统治，横加征税，引起贵阳及周边地区工商界的强烈抗议。1946和1947年贵阳地区烟草工商界就爆发了两次有组织有计划安排并影响周边数省的卷烟厂社联合停工、抗税、罢工、罢市浪潮。而当时一中烟厂的地下党组织根据组织的规定，执行筹集经费、掩护进步人士、传送情报的主要任务，不与当地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直至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后，一中烟厂地下党组织在军代表来厂后，身为一中烟厂副厂长，一中支部的负责人屠天侠才公开其身份，不久调上海另行安排更重要的工作。（1946年抗战胜利后，张、孙等人已赴广州开办广州一中分厂和香港分厂，广州一中烟厂即是现广烟一厂的前身之一）。1949年底，贵阳一中烟厂副厂长屠天侠任片区护厂队队长，经全厂职工的努力保护，烟厂的资产、设备未遭损失，迎来解放，成为贵阳市卷烟工业企业的骨干之一，通过合并、公私合营、地方国营最后成为现在的贵阳卷烟厂。 (贵州省烟草学会张国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