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风险投资应实行三步走战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及管理学家成思危日前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几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且任重道远，需要认真研究及思考其战略问题。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主要包括评估和推荐风险投资项目，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健全风险投资投入、运营及撤出机制，并规范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政策。成思危强调：我国风险投资既要解放思想，勇于探讨，又要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不求其快，但求其实。

风险投资大有可为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认为：在世界范围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全球风险投资处于低潮、大量国际风险资本持币观望的情况下，我国不断高涨的创业需求，必将吸引众多投资者的视线。只要我们政策得当、环境优越，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就一定会大有可为。他介绍：我国2001年高技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今年一季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290.8亿美元，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3.82%。国民经济信息化和高技术产业化，加速了工农业现代化进程，为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一切都使得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生机活力的地区，也为风险投资业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强调：风险投资不仅需要民间企业的努力，也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环境、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大力扶植。有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会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利用外资要破解四大难题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晓强介绍：自1993年以来，中国利用外资连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已有170个国家和地区来华投资，财富500强中有400家在华投资。至2002年1月，中国累计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超过4000亿美元，在华投资开业的外企达20万家。他指出，目前利用外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外资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FDI仅占全国的12%；外商投资以一般加工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而高技术产业、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比重偏低；外资方式仍以传统的新建合资、合作、独资企业为主；以审批制为主的管理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投资环境仍须进一步加以完善等。他认为：面对新形势，中国要把吸收FDI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方式，促进外资规模的扩大和外资质量的提高。他强调当前我国利用外资尤其要破解四大难题：一是引进外资如何适应供求失衡的形势。迄今为止，我国610种主要市场商品中，供过于求的比重达80%，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8%，供不应求的占2%。二是引入外资能否更好地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相结合，以适应进一步深化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改革。三是如何处理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问题，在更为平等的竞争中引入外资，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更大幅度地对外资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把握好度，吸取与借鉴亚洲金融危机等教训，有效做到趋利避害。

是该到国外投资的时候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国输出资本的阶段，是该到国外投资的时候了。原因是：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讲，产业结构就应该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年收入虽然只有900美元，但地区差距相当大。2000年上海的人均收入是5000美元，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都达到2000美元左右。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家电企业如海尔、海信、春兰等纷纷到海外投资成功。1998年，中国共有5666家公司对外投资，投资额大约是63亿美元，估计这一数字今年将增加到150亿美元以上。他认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原因和好处很多：例如促进贸易，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供应；为了避开贸易壁垒而进入当地市场；为了获取更多的高新技术以推动企业研发等等。针对投资海外的企业还存在不少问题，林毅夫建议，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应重视三个问题：一是以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为主；二是早半拍原则，即在经济上，被投资的国家应该比中国慢半拍；三是政府应当为投资海外的企业提供信息、培训等便利，国内金融机构最好给予相应的配合。

国企改制不能富了一个亏了一帮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财贸工会主席章凤仙提出：国企改制不能富了一个人亏了一大帮，应尽快制定相应政策法规把国企改制纳入到规模化、法制化轨道。她认为：国企改制，让经营者持大股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有些国企在改制中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如一些经营者没有拿出任何资本，而且并没有对国企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就占有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资产，所得到的利益与其作出的贡献和承担的风险不相适应；而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职工工资无法得到提高，卡扣工资却时有发生，职工收入增幅有限。此外，一些企业在改制中悬空债务，致使债权人纷纷起诉寻求法律保护。在企业改制、资产重组过程中，还存在对国有资产“改掉”、“组掉”现象，特别是在企业产权的出租、承包、租赁、兼并、联合中表现最为明显。比如，转让拍卖不规范，企业兼并、出售时清产不清偿，逃避金融债务的现象突出，工商登记不规范等现象。这样的国企改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也产生了很多矛盾，改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大打折扣。她建议：有关部门应就国企改制的资产审计评估、转让拍卖、债务处理、工商登记、工资支付、欠薪保障等关键环节，尽快制定政策法律。

国企改革突破口在产权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灏指出：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主要是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进展缓慢，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比重过大，即使是上市公司也普遍是“一股独大”，从而造成政策与企业的关系名曰“政企分开”，实则“剪不断、理还乱”。此外，国有企业还存在假改制或改制不转制的问题。在这种股权结构中，想要建立起名实相符、健康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何异于缘木求鱼？他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是产权主体多元化。目前，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不仅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涉及到利益关系，会遇到种种阻力，必须要有实际的有力措施。深圳市正在采取国际招投标的方式出让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这是改变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有力措施。此外，合资合作、员工持股、经营者持股、多种经济成分参股等等，也是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有效方式。

人才已成企业第一资源

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世贸专家于世香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人才的竞争，人才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已经体现到了人力资源的分配机制上来了。知识是资本，并且在企业占有一定的股份，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人力资源开发已经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企业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比是惊人的。有数据显示，企业每投入人力资源1块钱，企业所得回报就是50块。他指出：人才竞争的根本是人才制度的竞争，特别是激励制度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制度没有有效实现人尽其才，缺乏乐于发挥专长的奖励与激励机制，从而导致人才流向外企甚至国外的现象大量发生。他建议：要通过强化和改进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收入分配方面的行政干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的进程，改变企业内部分配的平均主义，增强企业吸引人才的能力，建立具有较强激励功能的收入分配机制。

人才不养而用是上上之策

国家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通讯说，现在有三种人才观念：一种是养才用才；一种是养才不用；还有一种是不养而用。他认为：对人才不养而用是上上之策。这个人我没养着，但是我能用他，这种模式是时空压缩带来的好处。北京最近有个首都人才发展规划，把在北京居住的没吃北京粮食的人都纳入规划，把各个部的研究人员及各大高校、科研所都包括在内，这就是打破时空组合的一个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