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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中国烟草发展的“春天” ——“一五”时期卷烟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综述

作者:本刊记者 钟鸣 / 文  来源: 《中国烟草》2019年第19期 总第658期 第18-20页 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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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开幕,中国共产党与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在662位参会代表中,有一位来自烟草行业,他就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玉阶。

五年后的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简玉阶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代表的名单中,此时,他的身份是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副董事长。

从政协委员到人民代表,从“资本家”到国营烟草公司的管理者,个人身份和角色变化的背后,是新中国烟草产业的一次深刻变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生的人民政权成功实现了对全国卷烟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实现了烟草企业所有制关系的根本转变,让这个特殊的行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实现了“富强国家、福利人民”。

计划管理 特殊行业特殊贡献

时间进入1949年,解放战争如风卷残云迅速推进,在伟大领袖“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号召下,从长江到珠江,人民解放军势如猛虎,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

在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的同时,在另一个战场上,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在经济领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只能得零分”,当时有人这样嘲讽。如何把生产迅速恢复起来,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从而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考验。

整顿金融市场、统一财经、调集物资供给工业生产,“不懂经济”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几剂“良方”,迅速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利的经济形势,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烟草作为满足市场消费、增加财政积累的特殊产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点发展。

早在1949年8月,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若干举措,其中就明确提出“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

经过接管改造建立的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成为上海卷烟行业第一家国营企业 /中国烟草博物馆 供图

而此时的烟草领域,国家从帝国主义和反动官僚资本手中通过转让承让和接收接管,建立了一批国营卷烟企业,并在东北地区开始实施“市场专卖制度”,但就全国而言,私营卷烟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仍然占绝大多数,国营或地方公营企业所占比重较小,国内其他地区仍然保持“自由产销、自由贸易”的运营状态。在当时经济秩序尚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私营卷烟企业之间盲目竞争现象突出,投机倒把行为猖獗。

在中央主管部门看来,“盲目的无政府状态”,是当时卷烟工业中“最严重的现象”,而“自由产销”过程中,常伴有“产能过剩”“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问题。

如何恢复全国范围的卷烟工业生产,使其成为新政权稳定的税源。1950 年7 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与食品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通过计划和专卖的方式来有效统辖整个市场”,成为会议的重要议事日程。

“目前卷烟工业的任务在于如何克服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而代之以有组织有计划之生产有计划之推销、改善生产方法、经营方式,制造为广大群众所需要之成品,在提高品质减低成本原则下廉价供给人民需要。”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在会上明确指出。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国家开启了对烟草产业的计划管理。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专卖事业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并设立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负责各级专卖机构的经营管理。次年1月,中国专卖事业公司正式成立。至此,烟叶、卷烟纸等卷烟生产最重要的原料皆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

在“统购包销”的政策下,全国各地私营烟厂产品全部由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包销,私营烟厂的生产任务由专卖公司统一安排,成品也由专卖公司统一收购。同时土产公司所经营的烟叶业务也划归专卖公司经营。这样,私营卷烟企业的产、供、销三个环节便完全为专卖事业公司控制,其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此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迈出了对私营卷烟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

公私合营 热情拥抱崭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是私营卷烟企业最集中的地方,聚集了各种资本背景的大小烟厂113家,占当时全国烟厂总数的60%,生产设备、卷烟销量也都占到了全国行业总量的半数以上,因此对上海私营烟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全国最具有代表性。

在上海的私营卷烟工业企业中,第一个接受改造的是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烟草公司”)。

创建于1905年的南洋烟草公司曾经是旧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代表,公司最鼎盛时曾经拥有职工1万余人,月产量达到2万箱,英美烟草公司曾经四次企图吞并南洋烟草公司,都被创始人简玉阶、简照南兄弟断然拒绝。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公司业务日渐萎缩,入不敷出,经营陷入困境。1937年,垂涎已久的国民政府宋子文集团乘虚而入,在实际上控制了南洋烟草公司。之后的12年里,南洋烟草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南洋烟草公司资本组成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人民政权对其采取了特殊的政策。1949年6月24日,上海市军管会对南洋烟草公司实行监管。监管期间,公司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照常,人民银行每月还向其贷款6~10万元,用以恢复生产,改善经营方式,打开市场销路。

人民政府的开明政策让痛恶帝国主义资本势力和反动官僚政府压迫的简玉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充满了期待。1951年初,简玉阶向政府请求公私合营,公私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南洋烟草公司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建立董事会,南洋烟草公司成为上海卷烟行业第一家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

1951年4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签订公私合营协议,成为上海第一家接受改造的私营卷烟企业,图为当时发行的股票 /中国烟草博物馆 供图

与此同时,针对上海烟草行业的畸形发展和过于密集的情况,国家对上海的私营卷烟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改组和合并工作。经过数年的裁撤、改组、合并、转业、内迁,到1953年上海的私营卷烟企业只剩下16家。

也是在这一年,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全国各行业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4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1955年内完成全市轻纺等8个行业和重工业若干行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卷烟行业也是其中之一。

目睹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在稳定财政金融,恢复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私营企业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以华明烟厂总经理经叔平为代表的一批私营卷烟企业家,积极参与公私合营。

1955年6月,国营上海烟草工业公司和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代表公私双方顺利达成合营方案,上海私营卷烟工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截至1957年底,全国烟草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卷烟工业都实现了集中管理和计划经营,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好了准备。

探索前行 迎接发展新的春天

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实现了烟草企业所有制关系的根本转变,从此,卷烟工业不再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家剥削掠夺的工具,而是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为国家建设增加积累的重要力量,中国烟草行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绝不是相反。采取上述五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在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下,烟草企业干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烟草产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财源。随着全国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烟草产业和他们一同成功搭建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上海,卷烟工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1954年,上海卷烟企业的产量达140万箱,几乎占全国产量的二分之一,打破了1948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不仅如此,上海生产的卷烟中仅有12%的卷烟产品是调拨上海本地市场,其余绝大部分均是供给全国市场,上海成为全国卷烟工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与销售中心。

而从全国情况来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卷烟生产也猛增了66%,生产成本则降低了19%。卷烟工业成为全国增长最快、盈利最丰的工业领域之一。

新中国的烟草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而烟草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彰显,围绕烟草产业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探索从未停止。

1963年,根据中央决定,轻工业部试办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托拉斯),对卷烟工业集中统一管理,对烟叶、复烤、调拨统一经营,实行产供合一的管理体制。烟草工业托拉斯打破了行业界限和地域性割裂,产供合一的管理体制有效促进了烟草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因为时代局限性,烟草托拉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此后更是因时局变化而夭折,但仍然为烟草专卖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时代人物

经叔平(1918-2009)

浙江上虞驿亭人,193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上海新中实业厂副经理,1942年至1956年任上海华明烟厂副经理、经理,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委、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0年,经叔平作为上海烟草业代表出席了华东地区卷烟工业会议和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与来自全国的烟草业代表共商新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大计。1957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1978年后历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常务董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等职。曾任第七、八届全国工商联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简玉阶(1875-1957)

广东南海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简玉阶与其兄简照南集资10万元,在香港创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生产“飞马”“双喜”“白鹤”“大联珠”等品牌香烟,有力冲击了当时英美烟商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势力。

面对“南洋”的兴起,英美烟草公司曾多次企图吞并它,简玉阶坚决反对合并。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想利用简玉阶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声望,拉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亦遭到简玉阶的断然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简玉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新中国的政事活动,先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委员,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栏目责编/邢忠敏 xingzm@tobacco.gov.cn)

编辑:李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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