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田”连成片

“这里也有‘农场主’，这就是他们的烟田。”贵阳市烟草公司烟叶生产科科长杨建志告诉记者。在他的身后是一片400亩的烟田，种着“南江3号”（贵州省烟草公司近年通过系统选育、目前已经通过省级农业评审的烤烟新品种）、“K326”、“红花大金元”等品种。此时正值烟叶旺长期，几百亩烟叶长势整齐、清秀，焕发出勃勃生机。

贵州烟叶规模化种植成效初显

“这几百亩烟叶是皮学校的。”杨科长介绍说。

皮学校与一般的烟农不同，他是开阳县烟草分公司的一名职工，先后干过烟技员、烟站站长，年届五十仍保留烟叶情结，于是四年前在公司的组织下流转来200亩土地种烟，后逐渐发展到300亩、400亩。“他有经验、起点高，一口气种了这么多，一般人做不到。”杨建志说。某种意义上，他是“公司+农场主”的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的连接点，既能“吃透”烟草公司的政策措施和技术指导，同时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双重身份和双重能力的他较快地走上了一条规模化种植的路子。

如果说皮学校的规模化经营体现了烟草公司与烟农的“二合一”，同村的另一名农场主则依然走的是一条“1+1”的路子。他不是烟草公司的员工，本身是种烟能手，一方面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出于对烟草公司推动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响应，他连续两年租种了200亩烟田，也成为当地有名的“民间农场主”。

种烟规模上了百亩叫农场主，规模在30亩以上而未达百亩的则称为专业大户，据开阳县烟草分公司介绍，目前该县单户种植面积在200亩以上的农场主有2个，100多亩的农场主有2个，30亩至100亩的专业大户也不过30来个，总体上大户数量不多，农场主更是凤毛麟角，但是烟区已经开始体现出一种大者趋大、强者趋强的势头，农场主和大户近年来的成功经营引发了良性的带动效应，不少烟农开始领悟到：要把种烟当成一项事业，“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贵州省西北部的烟叶主产区——毕节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即烟农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既有烟草公司牵头组成的，也有烟草公司引导、民间自发形成的，均实现了百亩以上的规模化种植。“自发形成的组织一般由当地有威望的人担任理事长牵头组织而成，组织成员是原来的烟农，他们以土地入股，形成股份制合作社，同时自己投入劳动，年底收取分红。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运作得很顺畅，很有活力，种出来的烟叶质量很好。”毕节市公司副经理朱贵川介绍。

从全过程耕作到专业化分工

大规模，新组织，也带来了经营方式的转变。

200多年前，有着“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亚当•斯密提出了“斯密定理”，即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因为劳动技能可以因专业化而提高，从而使产出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而今，现代烟草农业的发展再度验证了这一定理。要使规模化经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专业化队伍的支撑不可或缺。以小户烟农为主体的“全过程耕作”无法提供经营百亩烟田所需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于是，两个问题产生了：一是人手要增加；二是个人的工作质量要提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只有靠专业化分工。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局副局长何泽华曾经明确提出“两头工场化、中间专业化”的要求。

皮学校的农场就“养”着机耕、移栽、管护、植保四支专业化队伍。之所以说“养”，是因为这几支队伍都是他的工人，他每月给其发工资。每支专业化队伍10余人，平时主要负责烟田的管护，到了某一农忙时节由相应的专业化队伍担当“主力”。农闲的时候，专业化队伍还可以在外面揽活儿。

这些专业化队伍由什么人组成？和农村中常见的“小工”有什么不同？

“他们大多是把土地流转给我的人，自己不想操心，就单纯地来打工。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一年下来有个万把块钱，再加上土地租金收入，不比自己种烟收入低。如果技术好，成为首席技师，收入还要更高些。相比‘小工’，专业化队伍稳定性强，而且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有了这几支队伍，皮学校笑言他现在成了“甩手掌柜”，主要是负责农场的管理工作，具体的技术活都下放给工人。

皮学校的工作看上去颇为轻松，其实不然。为了保证种烟的质量，他必须扎扎实实地学习烟草公司推行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烟草公司针对农场主和大户的培训他要参加，学成后向专业化队伍落实技术的工作也由他来做。技术和经验上的传承其实也蕴含着管理层面与操作层面的分离、技术指导与技术实施的分离，这与生产环节的分工是一个道理——有人专职当老板，有人专职当工人，有人把自己变成一个活跃的生产要素，有人则负责把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毕节地区的股份制合作组织走的也是“合作社+专业化队伍”的路子。合作社成员从“自己给自己打工”变为“给合作社打工”，前者什么生产环节都要亲自操作，后者则是重点“攻坚”一个或几个环节。

目前，贵州烟草已经建立了物资配送、育苗、机耕、植保、采收、烘烤、分级、收购八支专业化队伍。这些专业化队伍的构成和服务对象并不仅限于行业内部，而是初步体现出“大农业”概念。如毕节市大方县与当地农业局下属的植保站合作，组建了植保专业队，在烟田统一安置杀虫灯诱杀害虫，有效避免了化学防治对烟田环境和烟叶品质的影响。在贵阳市开阳县，大户或一般规模的烟农也采用聘请农业局直属的植保专业队伍和机耕专业队伍的方式，以应农忙之需。专业队伍分别由农机、植保和烟草等部门进行相关专业培训，并建立个人档案，实行持证上岗和年检制度。

“下一步，针对目前煤炭价格不断升高、烟农烤烟用煤难的问题，贵州烟草还借鉴卷烟配送模式，积极探索烟煤专业化配送途径，让烟农在需要的时候用上质量过关、价格合理的煤炭。”贵州省烟草公司烟叶管理处王丰说。无疑，在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下，当地政府和烟草公司的适当介入将有效改变烟农因势单力薄而在采购大宗物资时陷于被动的局面。

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

可以说，烟农合作组织的出现不仅使烟叶生产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而且使政府、烟草公司、烟农的分工更趋专业化，新的组织模式为政府“统”不了、烟草公司“包”不了、烟农单家独户“干”不了的难题找到了解决思路。

由于有效整合了政府的组织力、烟草公司的资金力和烟农的执行力，烟农合作组织的规模效应已开始显现，并由此实现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跨越。

再以皮学校为例。在农场主模式中，作为“经理人”的他每年大约实现七八万元的经营净收入，有了较多的收入后，他开始购置大型的农机具，“养”几支专业化队伍，甚至还给重型农用车配备了专职司机。由于装备较好、专业耕作、管理有方，他的投入换来了更多的收入。有了更多的收入之后，他又开始种更多的烟叶……如此扩大再生产。

“当然，种烟规模大了，心理压力也大，一旦遭灾，十几万元的收入就付诸东流，我经常紧张得睡不着觉。”皮学校坦言目前400亩的规模已经接近心理承受极限。他目前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尚且感觉到扩大规模之难，其他白手起家，与烟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农场主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怎样提高农场主和大户的抗风险能力，无疑是一个急需加以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从客观角度看，扩大再生产也面临着许多约束条件，比如土地流转问题、资金投入问题和专业化队伍的保障问题。目前在政府和烟草公司的组织下，土地租金较低，可一旦种烟比较优势日益显现，不排除租金提高和土地流转困难的可能性，使用土地的面积能否持续扩张，是扩大再生产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由于使用土地不稳定等因素，多数烟农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不敢贸然扩大再生产或投入资金购买农机具等先进适用设备。

又如规模扩张必然需要更大更强的专业化队伍作为支撑，可目前情况是，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仍倾向于外出打工，把他们留在农村、稳定在专业化队伍之中也需要一个过程。

再者，农场主、大户和合作社三者并行，哪一种方式更好？烟草公司职工停薪留职“开办”农场是否可行……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一个个“问号”也打上心头。根据国家局对现代烟草农业试点工作的部署，试点工作要因地制宜展开，大胆探索新生事物，不怕暴露问题。到底哪些探索可行，哪些探索不可行，仍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等若干年后回头来看，今天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现代烟草农业发展进程里的一个片段，尽管局部探索范围有限，贵州仍在全力以赴，通过自身的“试验”为山区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提供一个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