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烟草，有人摇头，有人欣喜，虽然始终在传播和发展，却总是在“是耶，非耶”充满争议中艰难地跋涉。不容否认，烟草对人体的某些危害的确存在，早在《盛京通志》中就有记述：烟草“味辛温有毒”、“多吸则火气熏灼，耗血损年”、“有麻醉性”、“惟含毒质，名尼古丁……遇空气变褐色”等。毋庸质疑，吸食烟草的确不适于一部分人，例如少年儿童、孕妇及某些疾病患者。另外由于烟草中的尼古丁及某些苯类化合物等有害成分会刺激口腔、喉咙，影响支气管和肺部，引起咳嗽，并会引发心、胃等方面的疾病，而且吸烟也会引发火灾，吸烟时的烟雾对局部小环境会产生污染，会妨碍那些不吸烟人的工作和生活。这些都是吸食烟草的弊端。然而，即使如此，仍有数以亿计的烟草吸食者与烟草结下不解之缘。而今，不管是吸烟者，或是不吸烟者，甚或反吸烟者，对于那个“长不过2寸，用白纸裹着烟丝”的卷烟形象，早已在各自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模式。我想，烟草既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吸烟：一种客观存在

人生是绚丽多彩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要求也是丰富多样的，社会上的每个人，只要它不妨碍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和活动，都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嗜好和习惯。不能期望用一两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去约束、规范所有人的生活。人们的这些嗜好和习惯，很难会为行政命令、长官意志或他人的评说所动摇，被轻易“禁”和“放”的。从资料上看，国内目前吸食烟草的人占总人口的1/4左右，这样大的一个群体的需求必定具有客观性，保证其需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吸烟者吸烟也自有他的道理。烟草的确有一定的药效作用。例如在《盛京通志》中对烟草的记述是：“烟草，冬可御寒，土人尤多食之。”“一名淡巴菰，解山岚瘴气。”“茎高数尺，叶互生而有线毛，采叶露乾则为片烟，切为细丝，可制各种卷烟，能解疲劳。”在现实生活中，烟草的药用效能也比较明显，如烟草可以驱虫、解瘴、怯寒，烟袋油子（烟焦油）可以驱除蚊虫蛇蝎等。

烟草对人的情绪也有调节作用，吸烟可以平抑心态，调节情绪，帮助思考，解除疲劳和烦恼，特别是处于险恶困境条件下，吸食烟草可以增强人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和战胜困难顽强生存的信心，以上这些作用正是吸烟者对禁烟者的衷告和劝言采取不予理睬态度的原因。

社会：宽容与接纳

目前世界不少国家和政府以及医学界人士都是力倡禁烟。“禁烟”的出发点无可非议，因它关心的是人们的健康，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人们对烟草制品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而且吸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吸烟的习惯分布于不同的人群之中。不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论是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不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甚或休闲人员；不论是红、白、黄、黑等肤色的人，或者讲英、德、汉、日、阿拉伯等语言的人；不论城市、农村，不分男女老少（尽管人们在努力禁止少年儿童的吸烟行为），都有吸烟者……不一而语。

通常情况下，吸烟者都会被不吸烟者所容忍和接纳，吸烟者与他（她）们周围的人都能友好相处、协调生活。至少在目前看，人们并没有把吸烟者与不吸烟者划分为两类人。人们对吸烟者也较少有厌恶感、轻视感，吸烟者本身也较少有优越感或自卑感，说明烟草是被社会、被人们所接受的，是与社会、与人们相融合的。

同时烟草文化是当代中华优秀文化的新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烟草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烟草制品的科技含量不断充盈，也见证了中国的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的进步。

历代政府：禁与非禁

然而，烟草毕竟不是像衣食那样是人们生活必需品。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国家和政府部门对烟草时“禁”时“放”，也是可以理解的。

回顾历史，烟草自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后，曾有过多次“禁烟”举措。如明朝崇祯皇帝，出于迷信的疑虑，担心吸烟把“燕”烧掉（明朝建都在燕京，“燕”与“烟”音通）而下令禁烟。但后来因为明军与满清（实为后金）交战中，清军吸烟者众，则明朝军士也普遍要求吸烟，由此，崇祯才不得不废除禁烟令。

清朝早期由于吸烟时常造成失火事故发生，曾一度下令禁止吸烟。皇太极时期，户部曾颁布告示禁止栽种、买卖、吸食烟草，但效果不佳。到了雍正皇帝时，为防止百姓种烟与种粮争田，禁烟措施达到极致，反对民间种植、销售和吸食烟草，违令者给予严厉制裁，直至杀头，致使烟草一度价格飚升。但雍正的禁烟只禁下（老百姓），不禁上（皇亲贝勒王公大臣可以自栽、自吸），加之吸食烟草的人很多，农民可以自栽自食，而且经营烟草利润高，清政府不得不默许烟草的存在。清朝末期，光绪年间，清政府察于形势，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提高烟税，既增加税收，丰足了国库，又满足了民间之需，实为“双赢”之策。清朝灭亡之后的历代政府对烟草也都沿袭了这一政策，加强国家对烟草管理职能，实行专管、公卖和专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烟草采取计划种植、计划生产、专卖管理的政策，使烟草产业得以发展。在“文革”期间，种植烟草一度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遭“割”，但农民私下种植烟草的热情并未减弱。“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依据中国国情，对烟草实行特殊管理体制，相继制定并颁布了《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提出“控烟”的方针，从而使烟草产业获得新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

至于烟草对于人体危害程度的争议，至今也只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而已。虽然“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控烟”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戒烟”也逐渐成为更多烟民的行动。但目前的不少禁烟者仅仅依靠推测和估算，或者所谓的抽样调查，来给烟草未来的“危害”立据，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因此关于烟草对人们危害程度的争议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定论的。烟草既然是人类中那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烟草又是国家积累财政的重要手段，可以强有力地支援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建设，我们就更应该发展烟草行业，使烟草行业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更加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

总之，人们对烟草采取了不同的几种态度，嗜好、容忍、反对，对它的评论也是“是是非非”纠结不清。然而，通观烟草行业，目前其从业人员已达50余万人，每年向国家提供了上千亿的财税收入，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些财税收入恰恰是人们自愿消费的结果，并非采取过其他行政手段，反而是在反对和禁止的宣传中产生的。我们相信，凡是被人民群众所追求的正当需求，常常蕴育着健康的文化现象，烟草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对其积极内容需要褒扬它，拓展它；同时对烟草的某些弊端，烟草对人们健康的损害，对环境的污染等因素，需要认真剔除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