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中国烟草》要做雪灾专题，竟然激动了好一阵子。

这件波及大半个中国的事情，终于和我也有一点点关系了。

春节在家，曾看过新闻会客厅的一期节目，关于广州火车站的。记者李小萌几度采访广州市市长受挫，只好随机采访火车站滞留旅客。其中有一个单薄的湖南女孩无助地对镜头哭诉：“我爸爸得了癌症，捱不了几天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他……”看到这里，我心情极为复杂。

那一晚，突然有一种想去灾区采访的冲动。

2月15号晚，我和社里的另一名记者到了郴州—那个曾被许多媒体称为“孤岛”的地方。

之前我曾做过一次重点骨干卷烟品牌原料保障的专题，因此去过郴州。记忆中的郴州，是典型的南方城市，满眼的绿意，气候宜人，人们在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行走，安逸而满足。这是个宜居城市。

然而此时，这一切都变了。我们在街上看到了灾难留下的痕迹：半截电线杆、倒塌的报刊亭、光秃秃的树干……冬天的郴州，让我觉得异常寒冷。我开始怀念起2007年我来郴州的那个夏天，怀念那个季节郴州温暖的阳光。

只有真正经历了，才会说出那些刻骨铭心的感受。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我们和数十位当事人交流、谈心，一幕幕雪灾景象如同电影镜头在脑海中回放。郴州卷烟厂的几名职工摄下了当时抗灾救灾的部分场景，我们很认真地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比如，尽管他们几天没有正常饮食，但仍然井然有序地领取救济物资；比如，周文彬厂长面容憔悴、头发蓬乱地指挥屋顶破冰；比如，在黑夜里打着手电巡逻的安全保卫人员……

那一瞬间我们很感动。同行的记者说，值得写的太多了，写到手发酸都不肯停笔。

从回来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思考，感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记得1998年抗洪的时候，有人总结抗洪精神是“与大堤同在”。郴州卷烟厂的人说，他们是“与企业同在”。这应该比较真实，时间短暂，也不容得他们再去总结。那一瞬间脱口而出的“与企业同在”，从此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80后”，总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自来就是缺乏责任感的。不敢负责，也不想负责，谈恋爱不想结婚，结婚不想生孩子，频繁地换工作，自命清高。对父母要求很多，却从来不懂得回报，有些人还光荣地加入了“月光族”与“啃老族”。有人说，接受各种思潮冲击的我们，容易在价值观上产生迷茫。

那句“与企业同在”，我理解有一种责任感。在突然断电的那一刻，那些职工，那些最平凡的人，在想什么？听说有一个叫代云香的女工，怕设备粘上残留物受损，就钻到加料筒里用双手清除物料；听说动力车间的陈望忠，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去巡线；听说后勤保障部的冯思竹，二十多天没回家，孩子要见妈妈，只能到厂门口看一眼……这些人不是领导，身上的担子可能也没那么重，可他们为什么能做出如此自觉的行动？

《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有一句名言：“人要好好活着，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他做到了，他是一个好兵。可能，有意义地活着就是这么简单，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可能，从小学里就学到的那些崇高的理想，现在看来似乎离我们很远，眼前的事情，是如何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尽管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已经过了三分之一多。

再回到郴州卷烟厂。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生产线，车间宽敞明亮，“白沙”烟一箱一箱地打包出去，党委书记刘军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描述着郴州卷烟厂未来宏伟的发展计划。灾难，并不能挤垮人们的意志，不是吗？许美静有一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总是要一直向前的。有些人总是停留在过去，不能自拔；有些人强迫自己遗忘，却越来越忘不掉。记住那场灾难，记住灾难中的团结互助、英勇奋战，记住我们战胜了它，但是不要把它当成阴影和伤疤。我们的精神是越挫越勇。

2008年冬天，难忘的郴州之行。虽然路途奔波让我们疲倦，虽然写稿的压力让我们行程紧张，但我相信我们没有漏掉那最重要的东西。写完那篇报道，那座在冰雪中复苏的城市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烟草杂志社记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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