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一个烟味浓重的帝国。如果真能穿越回去看看，我们对清代的直观感受除了男人头顶的辫子，恐怕就是男人女人手里的烟枪了。

烟草本是美洲的土特产。1492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误打误撞跑到了南美，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一群土著人围坐在一起，一手举火把，一手持着一个“Y”形的空管。空管上面的两端插在两个鼻孔里，下端塞着用玉米叶卷着的草。这是人类吸烟的鼻祖印第安人在吸烟，玉米叶包着的草就是烟草。尽管工序复杂、姿势也不雅，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就发现这种行为能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兴奋作用，于是他们把这种消遣方式带回了欧洲，这是烟草走向世界的开始。

大概在明万历年间，烟草经菲律宾传入中国，名字很国际化，叫淡巴菰（英文tobacco的音译）。因为吸的时候要冒烟，所以中国人称之为“烟”，又因为吸烟可以醉人，故又称之为“烟酒”。

烟这东西似乎很对中国人胃口，传入后流行速度非常快，到明末时很多地方已经是“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沈赤然《寒夜丛谈》）入清后，吸烟范围逐渐扩大，成了全国性的嗜好，史载“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叶梦珠《阅世编》）康熙时，“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王士禛《香祖笔记》）

“笑问今天下，何人可暂离？亦知无甚味，只是苦相思。客至清谈后，愁来冷坐时。茶囊和酒袋，亲狎弗如伊。”（何其伟《爱筠索咏烟筒》）这首清代咏烟诗表达了作者对这首清代咏烟诗表达了作者对烟的强烈喜好，更重要的是，“茶囊和酒袋，亲狎弗如伊”说明，在作者看来，抽烟在消愁解闷方面的作用已经大于酒和茶了。随着时间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康熙时人王世禛《分甘余话》曾记载当时的名士韩菼嗜好烟与酒，有一次王世禛开玩笑地问他：“二者乃公熊、鱼之嗜，则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韩菼思索良久，说：“酒。”到了乾隆时，一个叫恒仁的人在《烟草次韵》诗中写到：“异俗谁传遍四陲，纷纷茹苦胜含饴。为贪云雾生衣细，不借壶觞留客迟。银管几燃浑致醉，乌丝一缕欲忘饥。韩公爱酒难兼得，笑煞沉吟去取时。”“不借壶觞留客迟”，之所以不用酒来招待客人，是因为烟也足以使人“浑致醉”，而且还能“乌丝一缕欲忘饥”，何乐而不为呢？而诗最后一句通过对韩菼舍酒取烟时颇费周章的嘲笑，说明烟的地位已经在酒之上了。

清代烟民里面像韩菼这样的文人名士不少，最著名的当然是纪晓岚。据说他的烟锅能装三四两烟丝，装满一锅从圆明园一直抽到家都抽不完。从圆明园到现在的纪晓岚故居怎么说也得20多公里，这个说法当然有些夸张，但是纪晓岚的烟袋锅大却是非常有名的，他外号就叫“纪大锅”。就叫“纪大锅”。由于烟瘾实在太大，乾隆特批他可以在办公场所吸烟，因此纪晓岚戏称自己是“钦赐翰林院吃烟”。

张之洞也是大烟民，而且烟锅也不小。《清稗类钞》说他“素嗜旱烟，其烟管粗而且巨。每见客，一仆侍于旁，为之装烟，随吸随装，烟云喷薄，满室氤氲，而文襄之谈兴因以愈畅。”这些文人名士过足了烟瘾，再吟弄几首歌颂烟的文章诗词，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士不吸烟饮酒，其人必无风味”的社会氛围。清代烟草的盛行与文人对这种行为的美化不无关系。

由于在消愁解闷方面效果良好，再加上文人名士的示范作用，吸烟成了清人生活中普遍的消遣方式。正如康熙时人刘廷玑所说：“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八九，且时刻不能离矣。谚‘开门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刘廷玑《在园杂志》）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日常生活中，烟取代了茶成为待客的首选，正所谓“酒食可阙，而烟绝不可缺。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陆耀《烟谱·好尚第四》）。

当然，对于吸烟的危害当时人也有一定的认识。通过观察人们发现，长期抽烟的人普遍“面目具黄，肺枯声干”。清代医家赵学敏对此做了个有趣的解释：“妖鬼之类，多能吸烟，以无质吸无质，凡烟气吸出，悠扬于外，阴为鬼吸，故吸烟之人多面黄不尽，耗肺而焦皮毛，亦因精气半为鬼吸也。”（《本草纲目拾遗》）此说将人吸烟解释为鬼吸精气尽管不很科学，但却认识到了抽烟对人的损害是无形的、慢性的，也属难能可贵。相比之下，当时很多人对吸烟的危害都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吸烟是有益的进补行为，认为可以驱寒、祛湿、消毒、通窍等，这也是吸烟流行的原因。

康熙时有个叫黎士宏的人，对烟草“无地不种，无人不食。约之天下，一岁所费以千万计”的状况很是担忧，并进而感慨道：“不知数百年后，更有何物争新出奇，如烟等类否？”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久之后，一种比烟更加出奇、危害更大的解闷方式就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鸦片的流行与人们普遍吸烟有什么关系，很难说清楚，但吸烟的人更容易接受鸦片却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浓重的吸烟氛围做基础，鸦片在大清国也不会传播得那么快了。当越来越多的清代的文人名士、隶卒百姓端着装满淡巴菰、福寿膏的烟枪陶醉不已的时候，一场以毒品命名的战争就要在烟雾弥漫中打响了。